袁文长
司马迁写完《史记》以后，在给他一个叫任安的朋友谈创作体会时说：《诗》三百，大体奋发之作也。愤怒出诗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司马迁自己又何尝不是忧愤之极而作《史记》呢？司马迁当然是一个文学创作高手，可是，在他很顺利的子承父业的时候，并没有创作《史记》的原动力，或者说还不具备创作如此成功作品的底蕴。因为李陵案件，司马迁遭受阉割。人生受辱如此之大？司马迁居然没有死去，屈辱的活着，可以想象，在以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时候，每一笔蘸的不是墨，而是司马迁心房滴出的鲜血。
历朝历代，大凡有一点成就的文学家，无不与自己曲折的经历有关。我乃平庸之人，不能红着脸庞在说自己之前拿历史上的伟人来做铺垫。我之所以开篇如此之说，只是想和朋友一起昭示一个道理，不论什么样的文字，终归是心迹的吐露。如果说我的一些涂鸦之笔，字里行间里还有一点韵味的话，那完全是心律的自然跳动，没有修饰和做作。
中学阶段，我没有学好的学科就是语文。高中毕业回乡做代课教师的时候，只能给小学带帽学校的初中生读读数学或者是物理的教科书，语文还是不敢沾边的。那是“文革”时期，我也读了不少当时作为“禁书”的文学作品，虽然是囫囵吞枣，咽下去，到了肠胃自然会化作养分。记得我最初写了一篇歌颂教师的散文诗，那时我是代课教师，感觉到能做一名正式教师，是人生最终的目标。那篇散文诗的题目是《辛勤的园丁》，文稿早已丢失，只记得用了四个循环的章节，从教师的敬业、理想、情操和生活四个方面，热情歌颂了教师的神圣和伟大。这篇散文诗最初是在县里广播电台文艺栏目里播了出来。记得是一个初春的傍晚，我正在田头农事，忽然间自己的名字和自己一笔一划写出的文字通过高高挂在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在田野，在天空放飞。播音员是个男中音，音质浑厚，音色优美。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作为一个刚离开校门不久的向往文学的青年，自己的作品第一次被世人所接受，而且是在那样宏大的场面，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是一个寒潮还没有完全退却的夜晚，我没有按时回家吃晚饭，也没有按时挑灯夜读，更没有早早入眠。在惨烈的月光下，我用自己稚嫩的双肩，因为那年我才17岁，把家里茅房里沉积一个冬季的大粪全部担到自家种的油菜田里。我不知道力量从何而来，我也并没有觉得劳累。那一晚我在无尽的排泄体力的同时，脑海里翻飞的只是我图画的、第一次被一个我认为是殿堂的主宰者认可的点横竖撇捺，寒风里抖抖簌簌的庄稼似乎也全无睡意，合着我步履的节拍释放出下里巴人的热情。
第一篇习作的发表对我是一个转机。当时的大队、公社经常抽调我去从事有关文字的工作。在家乡的小镇我算得上一个小有名气的文人了。然而，正是这个文笔，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坎坷便由此而来。我所在的公社，因为响应“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组织一个民工团到山里去修飞机场。我作为民工团的一员来到了大山里。那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第一次用自己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人物和周围的世界。深山里修飞机场的劳动场面是艰苦的，尽管民工团成员多是热血青年，连续不断的劳动竞赛和长时间的营养不足，还是撕碎了青春期的美梦。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波动，拿起笔用诗歌的形式写下了所见所闻和所思。大约300多行长长短短的词句，描画出当时的劳动场面和劳动者的真实轮廓。那是一个容不下任何“杂音”的时代，我的文稿还放在案头等待润色的时候，同宿舍的一位政治觉悟高的青年向党组织反应有人写了有反动诗词，我便遭到“政治处理”。一个文学爱好者的热情，第一次被现实碰得粉碎。
招生制度改革后，我考上了一个开设单科的中等师范学校，读了两年中文。那时，体内有一股喷发不完的力量在鼓舞着我，我疯狂的吞噬各种各样有关文学创作的书籍，我痴迷地临摹样式各异的文学题材。我当时是学校的学生会干部，我们自己办了一个刊物，名字叫《蜜蜂》。我的心身全然投了进去，从组稿，编排，刻印以至设计刊头、板式，全是我一人包办。半月一刊，雷打不动，暑寒假在外。现在回过头来说，虽然这刊物上的作品偶然也被省级文学刊物用过，但那毕竟还是一个低幼读物。正是这个未被当时许多同学重视的低幼读物，给了我信心、勇气和粗糙的经验。记得，读师范的时候我还热衷于长跑，每天早晨5点准时起床跑10公里左右，那确实需要毅力，我咬紧牙关，坚持着。在长跑的路上，我默默的背诵一篇篇中外文学名作，在极其疲乏的时候吞下文学之果。如果说，我现在还有一点遣词造句的功底的话，多是师范两年夯实的。
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或因学习专业的改变，或是疲于眼前工作的奔命，一度时间我曾丢失了那个初冬子夜的憧憬。我参加工作的前十多年，工作一路顺风，无论是在教师岗位，还是在行政单位，领导和同志们对我所做工作都给予充分认同，岗位不断变迁，职务不断上升。那时的心境也十分舒畅，心中没有激愤，丝毫没有压抑的感觉。这一阶段我停下了笔，远离了文学，没有任何写作冲动。1993年，我从县委办公室调到市直一个部门。虽然这两个单位级别一样，部门的工作单纯得多，加之又不在重要岗位，有充裕的时间观察和思考。在寂寞无聊的办公室里，我开始捡拾自己丢失的文学之梦。1995年，我在省城一张都市报的副刊上上发表了十多年后的第一篇文章《我的父亲》。后来的三四年中，我以每年几十篇的量，不断给一些报纸文学副刊和文学期刊投稿。少年的梦想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开始复活。这个时候，我在电脑屏幕上又一次重温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似乎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两千年多年前这位文学巨人的心迹，也深切领悟到只有发自内心的涂鸦之作才能引起世人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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