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写三言诗,大约像是书法家学写漆书,画家学画梵高的《鸢尾花》,很难得搞出名作。
李贺属于唐朝的先锋诗人、实验诗人,但即便是他,把三言诗当成抒情诗来写,也只是偶尔才有的事。
我之所以说“把三言诗当成抒情诗来写”,而不是说“写三言诗”,是因为这两个概念很不一样。
古人写三言诗,主要都是功能性的写作,诸如祭天、祭祖、求雨,这才是三言诗的起源,也是三言诗的写作主流。
这就会让我们产生一个疑问:三言诗读起来太像童谣了,就算曾经有过这种传统,但后人怎么敢拿童谣体用在庄重的仪式上呢?
答案是:一来是因为古人崇古的精神比我们今天更强;二来是因为不同的字数对应着不同的神秘意义,“三”这个数字当然也有它的特殊意义;三来是因为童谣在古代的地位相当特殊,很有巫术色彩,能够预言吉凶祸福和天下兴亡。
我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陈胜、吴广筹划造反的时候,吴广悄悄藏在树林里边,模仿狐狸的声音重复一句话:“大楚兴,陈胜王。”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换成五言、七言的诗体,比如“鱼腹书成大楚兴,夥涉为王亦非久”(黄侃《偶成》),就算那些粗人都能听懂,也一定会觉得这太像人话了。
太像人话,也就缺乏了神秘感,不容易引发敬畏之心。我们可以看看世界各地、古往今来的神秘主义者们,他们总是不约而同地操着某种让人似懂非懂的语言。
也许你会怀疑一位德高望重的伟大先知,怀疑他的话里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私心,但你很难怀疑一个小孩子。小孩子说出来的话,当然童言无忌。
所以我们才会在历史上不断看到,无名无姓的儿童往往扮演着巫师的角色,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经常利用童谣发动舆论攻势。
如果谣言仅仅是“一支凭着推测、猜疑和臆度吹响的笛子”(莎士比亚语),其实并不容易传播。
古代没有微博和微信朋友圈,要想让信息转发量以几何级数迅速而自发地递增,就必须把信息包装成简短易诵的童谣体。
另一方面,你之所以会感觉《苏小小歌》很像童谣,还因为小孩子说不来复杂的句子,童谣注定以短句为主。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字经》,通篇都是三字一句,便于小孩子背诵。
等小孩子长大成人,自然会嫌三字句太单薄了,无论表意还是修辞都很受制约,也没法像五言诗和七言诗那样展现出丰富华丽的音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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