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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梅去了镇中心校，剩下的人都去了隔壁村，这里是教育局紧急新建的一所小学，旨在合并周围几个村像我们一样名不符实的班级，因为是合并，人气也瞬间旺了起来，就像聚集了周围各村的少年球队举办世界杯一样，各有神通。因为周围村过来大多都有几公里的路程，故而除了本村的学生外，大都选择了寄宿，为此，我们是痛苦的。
学校如一颗龙珠，吸引着周围各个方向如龙蛇般的曲折山路，各路少年背着小背篓，带上一周的咸菜和大米，相约而聚。和平村的路长是小林哥，每次都像是司令一样指挥着我们前行，赵熊和赵松偶尔耍着性子顶上几句嘴，却也不敢有任何的实质行动，毕竟路长是校长和家长共同指定的，在回家之路或是上学之路上是最权威的长官。燕子因为没有小梅的陪伴，很是支持小林哥的工作，每次都是乖乖的跟着我们。
约莫前行个六七公里，就可到达这所新建的学校，可在路口迎接我们的却是学校公厕发出的阵阵恶臭，我们总是低头捂住鼻子快步通过，像是在接受一周最虔诚的洗礼。学校门口有一颗千年古柏，树下立香不断，树上红丝带迎风飘荡，好似文脉所在。古柏好像吸收着我们给公厕提供的超标营养，用参天茂密盖过校门，以致要从多个角度才能完整的看出“战斗小学”四个大字。
我们一直在这里战斗，就像和平和战斗本就水火不容一样。战斗本部由超哥率领，我们来自和平，自然由小林哥带领，第一场“战役”在一个快放假的周末悄然发生，那天大扫除我失手打碎了玻璃，心情极度低落，孤独的在校门口踱步，那个举着红领巾做成旗帜的超哥带着几个本部兄弟，不知从何处冲了出来，把我按倒在地，拳打脚踢，我忍住剧痛，却也懒得还手，蜷缩着默默的承受，像是为自己的过错赎罪。我以为会这样死去，谁知身后传来一声大喝：“狗日超，敢动我土弟”，随即超哥的屁股便狠狠地挨了一脚，滚出两米地，他们瞬间停了手，像受惊的兔子一样，逃之夭夭。
我知道我已经获救，扭动僵硬的脖子回头望去，看见小林哥带着赵熊和赵松插着腰，威风凛凛的站在那里，让人倍感欣慰。我颤颤巍巍的爬起身，走到小林哥跟前，喘着粗气问道：“他们为啥要挑选我们决斗？”他毫不犹豫地说过：“他们代表战斗，而我们象征和平。”
超哥是战斗小学本部的“大哥”，如果小林哥是中等身材，他就是身材矮小，如果小林哥皮肤是黝黑，他的皮肤就是乌黑。他脸圆头瘪，发根直立，后脑就像被刀切过一样平整，竖起衣领又好像一面城墙包围着高耸的城楼。他门牙向外倾斜，用上下嘴唇抿着，像是含着两颗永远化不完的白糖。他成绩不好，但却能在校园内轻松的制定课外所有的游戏规则，还能跳一曲新潮的霹雳舞，为此，他深受本部小弟的拥护。合并后，他们就像斧头帮要统治上海滩一样，一点点同化残噬着其它外来的“帮派”。因为是本部，他们大多没有寄宿，上完晚自习，举着手电筒，就像矿工一样列着队回家。
超哥最难啃掉的一块骨头当然是小林哥，文武不济，加上还要面对赵熊赵松两位猛将，更是寝食难安。农忙那段，超哥对赵松说：“老师都急着回家种稻子，今日肯定要放农忙假。”赵松对这位大哥的话深信不疑，便兴奋的将这个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告诉了赵熊，赵熊又告诉了燕子，谁知消息到了女人那里，便像正式通知一样散布了出去。傍晚，假期没有像通知的那样如愿以偿，带来的恶果却是让大半学生没有搭伙蒸晚饭，学生饿着肚子找老师，老师愤怒的质问是谁在散布假消息，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说：“燕子。”燕子被罚跪在讲台，招出赵熊，赵熊又跪着，供出赵松，赵松最终揪出了超哥。
四人并排跪在讲台边缘，头低着，手反背着，脚悬空吊着，如囚犯般等待宣判。老师怒气冲冲，提着五尺戒条，如皇军提着武士刀冲进教室，丧失理智般抓住超哥竖起的领子，如扔狗下水洗澡一样，将超哥甩下讲台。超哥目光呆滞，胸前的扣子瞬间掉落，竖起的衣领歪斜在肩膀上，如破防的城墙，而被保护得如城楼一样的脑袋还没来得及反应，又被一只大手按入胯下，让一双有力的膝盖死死夹住，他如一只刚游上岸，又被锁死的落水狗，撅着屁股，让五尺戒条疯狂的痛打。
我们噤若寒蝉，周围也万籁俱寂，唯有棍棒挥舞发出的“嗖嗖”声和老师喊号子般的“嗯嗯”声。我们的心跳伴随着落下的戒条，在胸腔产生共振的疼痛，男生拽着拳头，女生捂着脸庞。超哥默不作声，没有半点呻吟，老师却好像要打爆气球一样让他泄气，他们就这样僵持着，最终是超哥屁股上一颗断裂的钥匙，发出叮叮的掉落声后，才暂时终止了这场酷刑。老师好像没有感受到胜利的喜悦，便弯下腰冷笑道：“告诉我，钱是猪拱出来的。”超哥满脸狐疑的望着他，不知如何应对，依然一声不吭。老师起身依然鄙夷道：“既然你不肯说，那就继续跪着吧！”
我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要超哥说那样的话，也没有人能够理解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都只是傻傻的如白痴一般看着老师转过身走到赵熊面前，他围着赵熊踱步一周，推了推已经滑落鼻尖的眼镜，见赵熊身宽体胖，估摸着抓他甩出来，唯恐会将自己甩出去，便示意着指了指自己的大胯，赵熊便乖乖的将头伸了过去，佝偻着跪在地上让刑法继续，只是整个受刑过程感觉是熊腰替代了熊屁股。老师似乎在赵熊身上找到了胜利的安慰，略带嘲讽的微笑道：“你说了就让你下去。”赵熊不以为然的说：“钱是猪拱出来的。”老师挥了一下手，赵熊便回到了座位上。
赵松不肯忍受胯下之辱，没有主动把头伸过去，杵在那里一动不动，老师感觉权威受到了挑战，就用手去按压他的脑袋，可赵松个子较高，手使不上劲，赵松后退一步就轻松的甩开。老师慌忙着又上前一步，继续按压脑袋，哪知赵松又右跨一步，甩开了大手，两人像老鹰捉小鸡似的在教室里拉扯了起来。老鹰没有吃到小鸡，就扑腾着臂膀，举起戒尺准备就地施以惩戒，赵松挨了一棍后，用手捂住屁股，如逃脱的年猪在教室乱串起来，两人的关系就此由拉扯变成了追赶，从教室到操场，又到隔壁寝室，赵松年猪变野猪，无缰自由，老师老牛变老马，壮志未酬，他气喘呼呼，摸下额头的粗汗，一边甩着，一边念道：
“我教不了，我教不了……”
回到教室，他已无心恋战，瘫坐在凳子上，让燕子摊开手掌，给了两棍就把此次战斗，如不可告人的耻辱一样草草收场。
超哥用一己之力，让和平主力遭受棍棒之刑，传为佳话，他的另一句佳话是：“我花的是父母的钱，他们不是猪。”我们也不再叫他超哥，统统改为“狗日超”。
小林哥哪能受得了这样的挑衅，就拼了命想把“路长”提升为劳动委员，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安排“狗日超”去打扫那个恶臭的公厕，可以是一周，也可以是半个月。这个计划是可行的，因为那个为古柏输送营养的公厕，可谓肥沃湿润，白蛆满地，是报复狗日超最好地方。再者，小林哥是可以轻松当上且驾驭劳动委员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把劳动的好手，他父亲常年多病，近两年好像已不能下地干活，小小年纪的他，便肩负了家庭的重任，小春油麦，大春稻子，下籽，移栽，管理，收获，无一不能，业余时间还能看完家中缺页的四大名著，可谓文武双全。学校完建时，操场就是刚开垦的处女地，荒芜萧条，坎坷不平，部分教室外连街沿石和滴沿石都没有，雨水冲刷土坎街沿变成的斜坡，使使劲自行车都能冲上去。因为已经草率的交付使用，老师只能号召学生家长出钱出力进行重新修整。为了孩子，家长们当然也是不遗余力的平操场，开山石，让学校在启用时，再装新颜。因为父亲有病在身，那时小林哥都是自己出力，从不叫他父亲。
学校好像跟受罚的同学较劲似的，没有放农忙假。可学校大部分老师又是民办转公办，家里伙着没有编制的老婆，还有大量的农活要干，不放假，我们又没得学，就只能像厂里新招来的童工，成了老师田里最有力的保障，这是小林哥最好的表现机会。
在古柏的坎下，一条河带飘荡在浅丘，河水没有汩汩流淌，而是平静如镜，估计是下游石堰挡水形成了库区，库区周围浅泽肥沃，已改成道道良田，有的是已犁耙完毕的稻田，水面刚好没过泥底，等待插秧；有的是育秧田，没有规律的散布在稻田间，绿绿悠悠，苗已三到五寸，等待移栽。正是溪水堪垂钓，江田耐插秧。班主任在秧田里拔起秧苗，用稻杆捆成碗口大小的秧靶，抛入隔壁的稻田。小林哥组织着班级插秧队三十余人，挽裤捋袖，下入稻田。稻田都是长条形，都是估摸着按一亩左右划分着，我们人数多，本来打算横着长边一字排开，奈何准绳不够长（虽然把两根准绳连起来也能够达到长边的长度，但因为绳子又太长，难以崩紧，很容易掉入水中，很不好控制），只能沿着短边进行。小林哥安排赵熊赵松负责在稻田两侧掌握准绳，又向农业技术员一样对我们进行了插秧技术培训：一般左手握一把秧苗，右手按三到四根秧苗分株，为保证秧苗后期能够健壮的分蘖，分株苗时应尽量根据幼苗根系的盘结紧密程度作相应增减，切不可弄断秧苗；插秧时要用食指和中指钳住根部，掌心朝着秧苗，用手指的力量向下插入稻田，不能用拇指和食指像扎针一样扎入土中，这样很容易使秧苗入土深度不够，造成浮苗；准绳的排距一般控制在一尺左右，株距两个拳头左右，根部以上三分之一需要埋入泥内；我们都是退步前行，脚步留下的泥坑可以用手或脚推平再插苗，免得秧苗没入水中被淹死，或是造成浮力过大变成浮苗。
狗日超不情愿的听着，鼓着眼睛，腮帮不停的鼓着气，像只青蛙，培训完毕后，便带着他的兄弟们去了隔壁稻田。两只队伍比拼至黄昏时分，狗日超以领先两行的优势取得了胜利，小林哥看了看，笑而不语，围着自己完成的稻田转一圈，在田埂边一边洗去腿泥，一边吟诵道：“手把青苗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颗清净方为稻，退步原来是向前。”我们像雷锋一样，没有享受老师的两茶三餐，默默的回到学校端起煤炉蒸饭，下饭菜只是老师的一句：“同学们，辛苦了。”第二日，超哥胜利的稻田浮苗已过半，小林哥在班主任的授意下，领着我们进行了一次彻底地补苗，从那天开始，小林哥便成为我们最尊敬的劳动委员。
狗日超打扫公厕的第二天，小林哥父亲病逝，他也因此辍学离开了我们。狗日超说小林哥曾在公厕踩着哔哔作响的白蛆告诉他：“和平村希望和平。”像是移交劳动委员的仪式，又像是把我们托付给他，因此我们又变节般改“狗日超”为“超哥”。
我随着父母去参加小林哥父亲的葬礼，小林哥披麻戴孝跪在路口迎接，就像有一次我们准备同行去参加镇上的运动会，他父亲拉住他不让离去，他跪在床前一样，默默且虔诚。我快步上前扶起他，挽着他的手臂，像是结伴继续下一次运动会，可惜他的接力棒不再是我递给他，而是他的父亲。发丧的前一天守灵夜，他告诉我们，他父亲临行前呼吸急促，胸口像是被棉花堵住。我们都知道镇卫生院曾给他父亲诊断为支气管哮喘，吃药缓解后又不断的发作，限于经济压力，就开始遍访民间神医，神医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论证：举头三尺有神明，自己不做亏心事，就不会有问题。这好像又暗合了他父亲一向正直的性格，就把草药一包包往家带，一盅盅往下喝，期间他父亲曾神清气爽过两天，还帮我们家割了两亩稻子，可到第三天又咳嗽不止，气喘齁喽不断，又卧床不起。
后来他们家里还来过一位远近闻名的高级别神医，仅出场费就是五十元，他拄着一根盘根自然而成的象形蛇头拐杖，头顶太极九梁巾，身着黑色道袍，袍下还套着一件黄袍，因为右脚有点跛行，走起路来，黄袍时而翻出黑袍，若影若现，像是隐藏的金身。他髭须长而浓密，嘴角两侧已连接至颏须，颏须和髯须蓄得更长，已垂至胸膛，为了捻着方便，还时尚地用橡筋圈把所有的胡须一股脑地捆了起来，也正因为如此，他说话从不张大嘴，总是哼哼唧唧。
小林哥一家像是迎接神仙一样把他迎到床前，床上的病人激动得讲述病情，哪知道讲一句就咳嗽三声，拖拖拉拉总是说不清楚，小林哥和他母亲只能不断地补充，场面激情，但讲述的病情就像一团乱麻，理不清楚。神医礼貌的听着，好像根本不在乎这些，只是从背包拿出罗盘顺着房间走着：房间没有开窗户，高度方向用楼檩隔成两层，中部楼檩上一只十五瓦的灯泡把房间照得昏暗不堪，进门右侧顺着开间方向散乱的堆放着雨靴、锄头、犁头等各种杂物，墙壁上挂着两件雨衣，昏暗的灯光下像是悬着两具干尸，进深方向靠墙摆放着一张木质方桌和木床，为了获得更大的空间，两者都顺着进深方向摆放，木床由布满灰尘的蚊帐笼罩，蚊帐上方横着两根大楼檩压着床头和床尾，木桌上散乱各种药瓶，还有用竹扇盖着没有喝完的药汤。神医放回罗盘，又翻出浮沉，轻轻的扫了扫蚊帐上的灰尘，接着指挥着拆掉蚊帐，把木床转成垂直着进深方向，并移动到两根大楼檩的中间，两根楼檩瞬间像床挡一样保护着木床。病人调整为头北脚南后，神医便把屋内的所有看客（包括家属）都驱除到屋外，屋内则是小镲声、吟唱声、咳嗽声不断，约莫十多分钟后，神医扶着病人慢慢的走出来，小林哥母亲接过丈夫，安坐在板凳上，此刻，她的丈夫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像是枯木逢春。神医继续低声吟唱，来到门前，将一枚小的八卦镜挂在门头，接着又取出一截墨斗线，在茶米水里泡一泡，套在病人的的手腕上。最后他指挥着把屋内的杂物统统清理到屋外，在病人旁坐定，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神丹”（盒子两个拳头大小，用报纸糊着，上面用毛笔写着“神丹”两个字），并口授了三道医嘱：
1、“神丹”一天一粒，夜间用孝子的童子尿服用。
2、家中备黑蚂蚁泡酒，十五天以上，早晚一小杯。
3、在他走后要在进门右侧的前墙上开出一道窗户，让阳光能够照进屋内，带来生机。
神医又领了九十九元离去，我们都好奇的围着“病人”，让他讲讲屋内神秘的治疗过程，他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听见他在不停的吟唱，我在不停的咳嗽，他好像又用什么金属在我的肚皮上划拉了几下，又重重的拍打了几下，就在拍打时，吟唱变成了一句咒语：日出东方，手持五雷金刚，五行八卦阴阳，一掌化解病毒，百病消除。”然后他掀开衣服，只见肚皮上贴着一张膏药，膏药下方残留着类似擦拭后的血迹。
三道医嘱如将军令一般驱使着一家人。最难完成的自然是蚂蚁酒，小林哥拜托班主任在班上宣传：“治病需要，蚂蚁每斤五十块。”谁知班主任把宣传变成了号召：“治病需要，蚂蚁每人五十只。”周一早晨，小林哥就收到了一千九百五十只蚂蚁。小林哥母亲拜托赵松父亲在墙上凿出窗户，还装上玻璃，房间瞬间明亮了起来，可自从窗户装上后，天气却连续阴雨连绵半个月，到病人去世，床头也没有照过一次阳光，蚂蚁酒也没有喝过一杯，神药倒是吃了十多颗，却是孤军作战，回天乏术。我爷爷曾摇着头对我说：“养子不一定是孝子，根不正，苗不红。”
小林哥回家后，校园变得死寂起来，超哥像是实现了统一，开始辅以“仁政”，在他的建议下，赵松被提拔为“路长”，可他总是和赵熊一起行动，从不把我们整体带回村，我们犹如一群被遗忘的散羊，开始走着自己的路。两年后，赵熊骑着他父亲新买的摩托车摔死在镜湖的石拱桥下，白发人送黑发人，他父亲流着泪为他开山石，立坟头，小林哥摸着坟头石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而我只能站在他们的身后，不断的感受孤单。每一个周末，我总是像分别的丈夫一样快速赶回家，和小林哥见面，再扭着爷爷出面，让他的母亲安排他和我们一道去放牛，为此他总是不断地向我投来微笑，尽管手中的活是那么的沉重，但越是如此，我就越发的孤独。
一日，我正在校园里踱步，发现在篮球架下围着一群低年级的小家伙，我以为他们在打“烟纸板”，可细想这么平常的游戏也不可能围这么多人，便好奇的走过去，因为大多是低年级的孩子，个子也不高，尽管围了三层，我依然能够看见最中心的那个孩子，他胖墩墩的，犹如一只立着的冬瓜，冬瓜正抱着一大块面包揪着分享给周围的伙伴，可排在里面的孩子拿着面包出来吃掉后（可能觉得非常美味），就又围过去继续排队，搞得整个分享过程久久不能散去，直到面包只剩最后一块。
他的慷慨让我非常感动：本就是寄宿，父母一周看望一次，带来那么新奇的面包，本该偷着享用，他却像可爱的胖天使一样乐施于人。我看着发光的天使发呆，他却来到我面前，把最后一块面包递给我，说：
“土哥，你要不要？”
我涨红了脸，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都只剩一块，为什么要给我？”
他微笑着说：“因为你代表了和平。”
我说：“代表和平的不是我，是小林哥。”
他说：“和平是小林哥战斗出来的，现在只能由你代表。”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叫我波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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