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愿望不能实现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悒郁寡欢。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

有人说张居正虽然刚愎自用毕竟还有所成就，而忠厚长者申时行的记录却如同一张白纸。对这些抹杀事实的意见，申时行自然不为所动。在他看来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如果真像批评者所说他的施政记录是一张白纸，这反倒证明了一切都已纳人规范，机构运转正常因此无事可记。然则申时行自己明白，他没有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

海瑞被称之为奇特怪僻而执拗。批评者没有看到他们那种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即希望寻我出一种适当的方式，使帝国能纳人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划之内。海瑞的做法却是力图恢复洪武皇帝拟定的制度，这些看来似平是古怪的政令都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

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己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