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看，人生或许有两条路。
一条叫新疆，一条叫外面的世界，我选了后一条。
我没有后悔。
但也正因为如此，我错过了新疆。
伊犁是个自治州，伊宁是个市。
伊犁河穿过了伊宁市，我从小在河边长大。
我不是家里有条件的孩子。
所以小时候，我连（伊宁）县上都没去过。更没去过北京，不知道北京那么大，路途这么远。中国更大，我更不知道。
从小，我就是个听话的倔孩子。
对，又听话，又倔。
我在家里最小，哥哥姐姐都大我十几岁，所以吃一顿饭，几个人围着说，饭都吃不好。逢年过节，没别的话题，就是“成绩今年不好”、“今年又不好”……
有一次，我带两个十四五岁的同龄朋友回家。
我妈一下班看到了，以为我和社会青年混。
这俩朋友都是学武术的嘛，喜欢舞枪弄棒，但不是社会上的。可我妈当时气，一顿骂，骂得他们特不好意思。
我那天还准备给他们弄饭吃。
我准备了奶茶、馕，再拌一个皮辣红（一种新疆特色凉菜，主料是洋葱辣椒西红柿）。
结果我拿着两个奶茶去找，发现他们已经走了。
我问人呢？“被我骂走了”，我妈说。
哎呀把我气得啊，真想把奶茶扣我妈头上，又不能扣啊，我就啪的一声，扣地上了。
还有一次，我跟我哥干架。
当时我俩在较劲，我妈在拉架，我那时是校田径队的，劲倍儿大，一抡，两人全倒地上了。
我当时有点不知所措，我妈自己坐地上，倒乐得不行。
这些都是我的青春期，我记得特别清。
但比这更拧更倔，一直倔的，不是这种小事。
是我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有一种离家出走的冲动。
是我一次次地考中戏，一次次地瞒着家人，偷偷买火车票。
这话说起来就远了。
从小我就爱看电影，爱表演。
小学开始，什么元旦晚会啊小节目啊，我每次都能被选中。
跳个舞唱个歌说个相声，我都是自编自演。
到高一时，一场重点高中的全校文艺汇演，我占两个节目，一个拿二等奖，一个拿三等奖。
其中一个小品，正巧，被上海戏剧学院的导演陈家林教授看到，他说这孩子不错，可以上上戏表演系。
当演员？上表演系？
在脑子里，我未来的路，一下子被他这两句话给戳通了。
但隔不久，又堵死了。
有一次，一位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孟京辉的导师，来伊犁。
内向的我，居然鼓起勇气去酒店，敲他的门。
一见面，我激动地操着一口前后鼻音不分的新疆普通话。
他看着当时1米65的我，说：
到我们中戏表演系，据我所知，最起码得1米8的个，你这不行。
孩子，你退一万步也考不上中戏。
打消念头，好好考大学。
回家路上，心灰意冷。推个自行车，怎么骑都上不去。
仔细想想确实，形体声乐表演技能，我各种不行。
我开始练劈叉，十七岁才开始练劈叉，你知道那个劲得多大，一劈真得扯下去。
可光靠这我行么？我不行。
结果我回家，对父母这样说……
“老师说了，我还是挺有希望的。”
然后，就是坐火车去北京。
考了试，二试都没上，一试就被刷下去了。
我还挺高兴，因为我啥也不是啊，我考上那不就奇迹了嘛？那这学校水准是不是也太差了？怎么能一试就中呢？
就这么想着，我在天安门呆了一晚上。
后来，就是一趟一趟，几趟几趟，北京—伊犁，伊犁—北京。
考不上再考，再考。
渐渐的，我对北京的喜爱，对它的了解，大过了我的故乡。
不，Sir猜错了。小时候影响我最深的，其实是《少林寺》……我莫名地崇拜着李连杰的少年英气，里面还有一股子土壤味。
在家时，我并没意识到，土壤是个什么味。
到北京，才闻到自己身上，也有一股子家乡土壤的味。
一股子燥味。
直到现在别人都说，老段说话太直接。给的都是干货，怼也都往死里怼。
我想这就是土壤给的吧？那种干裂、简洁明了、直截了当。吃肉长大的新疆人在交流上，往往几句话不对付，脾气就出来了。
而年轻时，这种土壤的味道更浓。
上了大学，我一下子到了一个陌生环境。同学们都太优秀，而我连一本完整的长篇小说都没看过。
我不知道我在努力什么，再努力，好像起点都低太多。
于是，我睁眼就想放弃，睁眼就想辍学，甚至某一个学期，一度睁眼就想到轻生……
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抑郁症。
2010年，我在中戏一个特好的兄弟，意外去世了。
我俩最后一次见面还匆匆忙忙的，他对我说，你别太拼命了，别太拼。注意身体。
结果2个月后，我就听到他的噩耗。当时我在拍《鬼谷子》的组里痛哭，也赶回了北京八宝山送他。
送走他那天我想了很久。作为一个朋友我居然没察觉他的病，很内疚，也自责。
而我也同时意识到，抑郁症可能是什么，原来，我大一的时候就是抑郁症啊。
还有，外地孩子那种去不掉的自卑。
遇到一些事，总会自然而然地放大。你会觉得周遭一切都在针对你，其实不是。
大学就遇到那么一件小事。
有一次排练完回宿舍，在水房，我无意中撞了一个陌生同学，擦肩那么一撞，但我没留意。结果这人就找来了，满楼道大喊段龙（那时我还叫段龙）。
他喊“段龙CNM，出来！”
他把每一间宿舍门踹开，说段龙是这屋吗？是这屋吗？
这哥们手里拿着一燕京酒瓶。
我看他过来，啪地也回了宿舍，拿刀。其实也就一把西餐刀……可我拿着就出去了。
当时整个楼道都挤满了人。
搞清楚原因后我说，撞你一下我没说对不起，你就要砸我是不？
那哥们说，昂。
那来吧，我说，你砸我一下，我捅你一刀。
然后两人就僵住了。
就在那会，他的酒瓶子突然被别人夺了，咣一下，给他砸头上了。
谁呢，我同班同学，就叫他虎子吧。
后来大家都去了保卫科。这哥们问虎子，无冤无仇你干嘛砸我？
虎子说，我们班龙龙，上学四年没招谁，多好一个人，你拿瓶子砸他，我当然看不过去。
再后来毕业了。那股子土壤味还在，可我渐渐学会了压制它。
每次父母来北京又离开，我把他们送去车站，然后再回家。
当时我住在地下室，我看着一个多小时前父母用过的椅子杯子，想起父母说话时的神态，舍不得去动它们。
他们回家了，我才发现我有多不舍。
我越来越多地想，他们供我上学是那么不容易。那么多年，我很任性地选择了这一行，他们义无反顾地支持我，拿着很少的退休费克扣出的生活费，供我上大学。
突然间，当年考大学那些一意孤行，那些坐火车的四天三夜，那些坐着拉木头的货车，过新疆果子沟的24小时……都被这种情绪替代了。
是土壤的味道一直在说，不要放弃。
年纪越大，它告诉我不能放弃的东西，更多了。
开始是理想，后来是父母、家庭、那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我没放弃，就这么磕出来了。
在磕碰中，我找到了一种存在感。
龙龙上天山。
这是后来我给自己取的微信名，很多人觉得有点幼稚，哈哈。
我小名龙龙，我长在天山脚下。
可我从来没上过天山，我只是坐飞机从上面飞过，坐班车从脚下路过。
拍《大秦》时，我回过一次新疆。
当时要在三个地方拍，一个地方是昭苏（那拉提草原旁边），离我家最近。还有昌吉、克拉玛依。
有意思的是，这三个地方我都没去过。
不奇怪，小时候我哪儿都没去过，即使是伊宁的一些碎片印象，也都是家人嘴里听的。比如惠远的红薯，察布查尔的米，伊宁的杏子，哪儿哪儿的苹果……
直到后来在北京，看了一些图片资料片我才想，咦，我的家乡原来这么美呢。
没有对比，就不知道它的美。
现在想起来，新疆太有特色了。
小时候，我母亲单位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经常去他们家玩。
他们的院子很漂亮，种花种草种树，常常摆一桌子吃的，饼干、糖果、肉、抓饭。
他们的节都在暑假，什么肉孜节、古尔邦节……他们也真是能歌善舞，能唱一天，跳一天。
小时候觉得自己是汉族孩子，和他们不太一样。
长大才发现，自己也有了“新疆味”。
拍《恋爱的犀牛》时，我们在中国儿艺彩排，晚上正好到附近的小吃街，去吃新疆烤肉。
大家都围坐烤摊边，结果，就我一个动作把大家惊到了，都说，“一看你就是新疆人！”
新疆人吃烤肉怎么吃？
拿一块馕，一撕，烤串拿起一夹、一撸，夹住了再吃。
我那几下动作，啪啪啪，干净利落。
这种东西，是不知不觉的。
而当你意识到，说不定已经晚了。
我真正主动地回到家乡，是20年后。
2018年那个夏天，我才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在家乡走一走。
果子沟，曾经“赴京赶考”的必经之路。
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一开车，路都远，都在三五小时之上。
我一路走一路拍着纪录片，记录着家人们、发小们的样子，感觉渐渐打开了一个心结。
其实啊，还是晚了。
因为2017年，父亲走了。
任何一位父母过世，对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巨大影响。
我家还算好，有姐姐哥哥姐夫帮盯着，我母亲又是一个坚强的老太太。
表面上，她从不说难受的事，大家都不会，好像没发生过，好像父亲没走。
但母亲如果一旦说，“我昨天梦见你爸了”，那就大家一下子都沉静了。
我记得给父亲守头七的那几天，我在伊犁河边跑步。
我们伊犁的空气非常好，很多年没在河边跑，我发现那天的太阳特好看，特漂亮，于是我就迎着太阳跑。
跑的时候，那个思绪一直是父亲，我一直想：
老爹，你放心吧，家里一定会好，会更好，你放心地走。
想着想着，心有点隐隐疼。
然后折返的时候，啪的一下，脚也疼了。
怪了，我从来不崴脚，每次跑步，也都会很专业地活动开。这怎么回事儿？摸一下也不是很疼，可是一跑就疼。
换着谁都会想很多吧，我就想，我该怎么理解这个事。
也许，老爹就是让我记住这个疼，记住我对他说过的那个话。
这是父亲在给我力量，说不定也是故乡土壤，一直在给我力量。
人生总有两条路。
长大了再回头看。
曾经的我们总是忙于经营一种外在的，所谓成功的标志、成熟的标志。
我们总是直冲它们而去。
但对那些我们真正经历的、感受的东西，对家的感受，对故乡的感受，那些你会真正为之疼痛的东西，反而容易轻而易举地放过。
但可能，恰恰是这些“令人疼的东西”，让我走到今天。
回头看，我少年时的一意孤行，我长大后的寻根，我一切的一切……
原来，我并没有错过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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