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诚来讲,曾国藩是缺乏个人魅力的。看画像,脸色阴沉,目光迟钝,既无精悍之气,又无果断之容;论天资,考秀才七次才中,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被学台悬牌批责“文理太浅”;讲才干,不仅同时代的左宗棠讥讽他才短,连自己的亲学生李鸿章都说他“病在儒缓”,后世的梁启超还补刀说“文正在并时诸杰中称最愚钝”。一个“最”字,情何以堪。

可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二十八岁中进士后青云直上,十年七迁,直接到副部级;遭逢乱世,以书生之力创建湘军,死磕太平天国,战功赫赫;功高盖主时果断自剪羽翼,功成身退,活成了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封一等毅勇侯。
惊不惊讶?意不意外?凡人笨人怎么活成了世俗意义的成功者呢?“成功学”说因为他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坚持日课,时时自省;“厚黑学”说因为他精于权谋,委曲求全,想跳龙门,先钻狗洞。在浩渺的曾国藩书籍中,张宏杰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像一股清流,刻画了一个无趣的、倔强的、充满局限性的凡人,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看看,曾国藩是怎么以凡人之姿,而困而知,而勉而行,铢积寸累,勇猛精进的。
曾国藩的脱胎换骨始于认识到自己是凡人,这一年他三十岁,由信息闭塞的湘乡县入京为官。和所有初出茅庐、刚来大城市的年轻人一样,他锐意功名,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心性浮躁,为人傲慢,在湖南乡下朋友圈里,一度顾盼自雄。但北京尤其是翰苑聚集了当时最顶尖的人才,曾在结识了一些气质不俗的朋友后,兴奋的给弟弟们写信说京师的朋友们“才气奔放,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同时,开始深刻检讨自己,觉得自惭形秽,于是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由此开启了凡人的进击人生。
曾国藩自我完善的第一要诀是立志高远。人的潜能发挥多少,与对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曾从一开始就把目标锁定在了做“完人”,宏大的目标促使他能够在困难面前不苟且,在小诱惑面前不止步,“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第二要诀是苛刻执行。从戒除多年烟瘾开始,曾国藩深入解剖自己的不良癖好和性格弱点,学习理学家倭仁严肃认真的日课,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日记里充满了战战兢兢的苛责与自省。曾还将自己的日记送给朋友们阅读评点,借助“师友夹持”监督自己。他相信哪怕是基因不佳的竹子,生长在根根笔直的竹林中,为了争夺阳光,自然也会长的笔直。第三要诀是行之有恒。许多根深叶茂的缺点,通过一时半会儿的“猛火熬”并不会彻底改掉,只有用一生去“温火煮”,才能慢慢化解。普通人努力一段时间,往往会精疲力竭,中途放弃。曾国藩终生对“恒”最为用力,正如打仗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他读书行事,也是靠蛮劲,靠熬打通关节。他以练习书法的倦怠麻木为喻,说“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康熙皇帝说,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末有坚贞永固之力。曾国藩通过个人实践为这句话做了很好的注脚。
曾国藩的成圣之道始于认识到你我皆凡人,这一年他四十七岁,被皇帝解除兵权两年后重新出山。曾国藩常以“圣人”自期,也不自觉地以圣人标准要求别人。他痛恨“不黑不白”的风气,强分善恶,他痛斥当时“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丑态,建议皇帝举行“日讲”,但因所画讲堂图表太丑被同僚嘲笑寒酸;太平军起,他内心焦灼,觉得要挽救大清必须敲醒皇帝,上书批评皇帝三大缺点:大事糊涂、涂尚文饰、刚愎自用,皇帝非但没有幡然猛醒,还大怒并要降罪于他;在长沙办团练时勇于任事,成立“审案局”,越过州县,高压严整社会治安,湖南政界都视他为仇敌,不但丧失军饷来源,文人练兵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杀了,满城皆是讥笑之声;曾国藩建军筚路蓝缕,取得湘潭大捷之后皇帝派湘军出省解江西之困,曾国藩又惹恼江西巡抚而被打击报复,步步荆棘,他形容当时苦况,“积泪涨江”。痛苦万分之时接到父亲讣告,于是上书皇帝说自己没有地方实权难筹粮饷困难重重,小任性的要求给督抚之权,否在就“在籍终制,不复出山”。万万没料到,皇帝顺水推舟,解除了他的兵权。

守制在家的曾国藩整日生闷气,动不动就骂人,骂完弟弟骂弟媳,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在极端痛苦中,他渐渐静下心来,反思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不光是因为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而是自己总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只有在必要时和光同尘,才能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调动起各方面的力量。所以两年后再度出山的他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和气、谦虚、周到,放低了对人性的期待,承认了人的局限性,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到长沙后首先拜遍大小衙门,乞惠“指针”。他不再认为通过霹雳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更加相信浸润之功,融入大家,日将月就,逐渐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这时候的曾国藩,看得透,立得定,心胸开阔,不矜不伐,才更加像一个“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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