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班有一个女孩跟老师走得很近，暂且称她为赵婷吧。赵婷的母亲是附近的公务员，住在老师家对面，是个非常势利滑头的中年妇女。
我们两家住得不远，所以时常能够看到那女人扛着洋酒、数着购物券去老师家。连我母亲有段时间都忧心忡忡地私下讨论，如果收礼如此猖狂，我们家是不是要备些薄礼以免女儿在学校受欺负。
赵婷也继承了母亲的审时度势，时不时围坐在老师身边，带着极其懂事的眼神，帮老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的学生时代都有这样一个女同学，优秀到老师可以将她所有的缺点都忽略不计。
赵婷和很多成绩优异、受老师宠爱的学生一起玩，欺压所有成绩差的孩子，最喜欢说得一句话就是：你再这样，我就告诉陈老师。
所有成绩差的孩子都非常恐惧，这种恐惧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他们心里都非常明白，如果自己惹怒了小婷，无论归罪到谁，最终被陈老师惩罚的都是自己。
我那时候成绩挺好，也曾是被赵婷拉拢的伙伴。
赵婷来拉拢我们的时候都会说“我让你跟我在一起是为了保护你”这一类的话，言下之意是我能看得上你，让你和我一起拉帮结派，都是你的福分。
小孩子是很天真，但是也都知道话语权在谁的手上。赵婷就像法官旁边的副手，成为能够左右权威的人。而陈老师不是一套合格的法律，她摇摆不定，随时变动。
赵婷会动用自己的“权利”，要求别的小伙伴送零食、帮写作业、上交零花钱，谁最巴结她，她就对谁最好。得到了她的青睐，实际上就等于得到了陈老师的偏袒。
后来，我和几个同样不愿活在赵婷束缚下的小伙伴，另起了一个小团队。每天下课带着那群没办法挤进主流世界的小伙伴玩。
我们下课占不到最好的玩耍区，放学占不到乒乓球台，体育课只能用她们挑剩下的破足球和旧球拍。
但这些都没关系。我们心想，井水不犯河水的日子，总比被人控制要来的好。
五年级的学校儿童节汇演，我们小团队出了节目，是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的歌舞版。
那时候很少有听CD的，大部分学生还是拿听英语的复读机来听音乐磁带。
我们在沙沙的音质里，记着歌词，背着旋律。在我们的小团体里，虽然有很多是读书不太好或是不用功的孩子，但她们文艺天份特别高，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像这旋律，善意而温暖。
我们都相信“看我七十二变”，喜欢着那句“人定可以胜天，梦想近在眼前”。
一直到少先队活动，我们班都只报备了我们一个节目。层层选拔后，活动通过了，可以在校级晚会上演出。我们还没来得及兴奋，就收到消息：赵婷找了一群人，准备练习《看我七十二变》。
我们中间几个文艺天份好的孩子去找陈老师反映情况，这时候，陈老师做了一件让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事情——她劝我们把机会让给赵婷。
“表演这种事情就应该交给成绩好的人去做，你看赵婷她们学有余力，才可以兼顾课外活动。你们呢？连念书都念不好，有什么好表演的？谁要看你们表演？”
我不知道这句话对当时听到这话的同学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女孩子，现在参加音乐比赛获奖，在北京做艺人。
我记得当时她从办公室里跑出来的泪流满面，也记得我们曾在学校的大榕树下抱头痛哭。
我猜无论多久，无论她在艺术上多大成就，她都会记得曾几何时自己努力得到的东西，被人强行夺走，而“老师”这个本应代表公正严明的人，却成为了帮凶。
老师还为强盗找到了一个特别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某一个夏天，轻蔑地说：
“连念书都念不好，有什么好表演的？”
.这件事过后，我仍然天真地以为，老师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完全不知情。
我以为陈老师只是不知道这件事的始末，才一味地包庇赵婷。
再老谋深算的小孩子，也都还没有多出一个心思用来揣摩怀疑老师。
我们想要让老师知道整件事件的来龙去脉，又怕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结果正好有一节课的课堂作文就是“给人写一封信”。
一群五年级的小孩子，在课间集体约定选择了用写作文来陈情。这是我们唯一能找到的确保老师能看到的表达方式。
我们都相信，了解经过后的陈老师会理解我们的决定，站在我们这一边。
结果一周过后，我被第一个叫去办公室。
我永远记得那种眼神，是还没调查就已经否认你的眼神。
陈老师把作文本卷成个硬硬的轴，戳着我的脊梁骨说：“你这个小孩心怎么这么坏。你知不知道在背后说同学坏话，还用写作文这种方式，是多么恶毒？”
对，我没有记错。她形容我的这个词，是“恶毒”。
我至今为止，都没有办法想到一个词的恶意程度胜过“恶毒”。
我也不相信我，自己对这个词的记忆，是从一个老师开始。
然后，这一周的课上老师当堂念出通篇作文并批评了所有肇事者。所有陈情的孩子，都在赵婷愤恨的目光洗礼下，度过了那一节难熬的作文课。
我是个早熟的小孩，小学的时候已经能写一手非常流畅漂亮的作文了。
自从那一次过后，每篇作文我全部都拿的是“及格”。小学时的作文等级分为“优”“良”“及格”“差”。“及格”基本就是全班的最末水平。
而且每篇作文之后，她用红笔写着评语，我能记得的大概是：作文不是让你用来骂同学的，你把作文用错了地方，小孩的心肠不能学着这么坏。
每一篇，篇篇通红。
而当时一起写作文陈情的“坏孩子”，无一逃脱这种被“批红”的命运。
一个真正的老师应该做矛盾的平衡者，而不是做一个煽动人心的加害者。
比我更惨的，是那些本身就因为成绩不好未能进入班级主流的孩子。她们因为这件事被挤到更暗无天日的角落，有几个甚至被迫转校或是从此厌学。
然后我把事情的缘由，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母亲。
老师已经不能信赖，如果母亲再没有摆出一个让我信赖的态度，我可能就此放弃了。
还好。我妈说：“不可能，我家的孩子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感谢母亲那时候带我去学校，以家长的立场委婉地告诉她“你需要调查清楚”，而不是告诉我“忍忍就过了”，不是告诉我“你差劲透了”，而是告诉“女儿，你的作文写得特别好”。
我现在偶尔会想到，未来我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就算阶级是社会发展的必需品，我也不希望这一切过早地介入他的生活。
如果说清澈的眼睛终究会变得浑浊，那我希望那一天来得越晚越好，而且我希望他在人生最初的教育中能读懂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等他看到无奈的现实时会如坐针毡，能意识到这一切是亟待改变的，而不是熟视无睹、理所当然、习以为常、坐视不理。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看一部韩剧《记忆》，其中有一集就提到了校园霸凌的问题。男主人公是律师，他的儿子在学校遭受霸凌。
老师先是叫来了男主人公和妻子，在妻子提出“我信任我的儿子”时，老师用“一般学生家长都是这么想”、“可能是你们家长不了解孩子”以及“你儿子经常和对方吵架”为理由，坚决认定主人公的儿子是错误的一方。
在和解会的时候，在男主人公严谨的思路下，终于有证人愿意出来证明他的儿子是受害者。
那孩子说：
“因为施暴者是董事长的儿子，所以告诉老师也没用，才没能够说的。”
老师就是孩子的世界里判别一切的公正法官。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最可怕的就是：老师是不可信任的，老师是偏袒的，老师是不公正的。
在孩子的世界里就会被引申成：这个社会的准则是不可信任的，这个社会的准则是偏袒的，这个社会的准则是不公正的。
当法官都不能给予一个正确的审判，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如果你是老师，我还想对你说一些话。
我知道做老师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受着诸多约束，工资多年不见涨。我小姨也是老师，经常在大深夜里补教案写论文，和自己的孩子相处的时间都没有和班上的孩子来得长。
但既然选择了，做一些无愧于心的事，也是成就感吧。
你虽然好像只是平凡的工作者，却是一群孩子心目中的法官。你的价值观、人生观都在侧面影响着他们。
可能每个学生只是你教学生涯中的一个小小过客，你是在某段时间内塑造他们心灵的唯一导师。
你引导出一个怎么样的集体，其实决定着孩子未来想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如果你们不作为，就可能就会有更多校园霸凌。
和颐酒店事件过后很多人提出“拒绝沉默”，在这里也同样适用。如果你们沉默，就是在帮助受害的那一方。
何况，这也是家长乃至社会加诸在老师肩膀上的期许。
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屡遇贵人。
初中的时候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那时候我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作品，她会私下偷偷对我说“林一芙，这节课你可以不要按照命题写作文”，高中时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他会告诉我们，要睁大眼睛看世界。上了大学后依然时时提点，让我即使学医，也不要放弃写作。
我时常自我安慰，或许正是因为年少时遭遇得这一遭，老天才作为补偿，给我派来了后续的贵人。
幸好是在年纪尚幼的时候遇到了，孩童时期忘性大，才不至于真正影响到我的性格发展。因为时隔已久，疤痕渐淡，不至于在午夜梦回时，想起她的脸还恶心和反胃。
但就像在木板上钉了一个钉子，就算过了很久之后把它拔掉，也会留下一道钉痕。
我写这篇的时候，豆哥问我，你最近在准备书稿，这一篇你准备放在你的文集里吗？
我想了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放吧。
我想可能有朝一日会带着书回母校，如果有机会，我想拿给她看看，哪怕只是翻一翻目录也好。
我好想告诉他，你也别以为我不记得了，那每篇作文后面用红笔留下的字迹，都成为我持久不忘的记忆。
我没觉得“报复”是个多么具有快感的词儿，也觉得到了这把年纪，已经没有任何激动地想要“快意恩仇”的冲动。只是我很想告诉她，她曾经用来羞辱我的文字，我已经能握在手中当做还击她的工具了。
我很想让她知道，如果那时候是因为她的年轻而犯下的无心之过，那么我已经原谅她了。只是，但如果还有机会遇到和我一样的孩子，请你用心善待她。
最后用《记忆》中男主角在和解会上说的一段话结尾。
“无药可救这样的话是不能随便说的。”
“教育工作者不该说这种话。”
“你说谁无药可救？”
“是不仅沉默，还把受害者变成加害者的学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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