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漫随人间烟火色，闲观世事岁月长。涉世日深，性情愈发平淡冲和，识得乾坤大，独怜草木青，极易沉浸于岁月对光阴的柔情：诗词书画都深爱，曲赋音律都欣赏，戏剧小说都喜欢，而最是痴迷宋词。翻开一本《宋词》，不及细读，单看这些词牌：《点绛唇》、《如梦令》、《雨霖铃》、《浣溪沙》、《清平乐》、《蝶恋花》，便如惊鸿过眼，一瞬倾心。再吟一曲《八声甘州》，舞一阕《水调歌头》，就已然有了醉意。更何况还有那一岸晓风杨柳绿，一朝春雨杏花红，一箫清音洒江天，一帘海棠夜未眠。黄昏时分，携一卷线装《宋词》，立紫陌斜阳，环孤帆远影，望云卷云舒，于山寒水痩中穿越千年时空，看那桃花影落，碧海潮生，赏明灯三千，盛年锦时，只见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浮云吹作雪，世味煮成茶。
在唐诗的盛名之下，宋词能别开生面，自成一格，得益于北宋这个极具争议的时代以文治世的国策，得益于宋太祖定下不杀言官的祖训。后世都认为，这是因为赵匡胤自己是在拥兵自重的情况下，被部下黄袍加身得来的江山，所以为防历史重演，上位之后首先就来了一个“杯酒释兵权”，接着分开领兵权和调兵权，同时提高文官的地位，让一群饱读诗书的书生高度参与政治生活，以期能保他赵氏江山永固。正史的解释不无道理，但我总觉得也许这个驰骋万里疆场的热血男儿，可能内心也有一点风花雪月的诗意。他一面严词拒绝南唐后主李煜的求和：“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一面却又极其欣赏他的才华，最终也没舍得杀了他。以至于大宋的君王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艺术家的特质。而把这种浪漫发挥到极致的除了宋徽宗赵佶之外，还有一位在位期间涌现出了众多名家大师的宋仁宗赵桢。
作为历史上第一位以“仁”为庙号的帝王，宋仁宗赵桢实现了当年孔子的政治理想。也许在大多数人眼中，他没有秦皇汉武的雄才大略，不及唐宗宋祖的文治武功。但他却深知身为帝王，一言可福️万民，一言可祸四海，在位期间，克己复礼，宽厚仁和，纳谏从流，虽无丰功伟业，却也天下平宁、百姓安乐、时和岁丰、海宴河清。我们都知道，晚清统治者盲目自大，自称“天朝上国”，却不知道西方的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早已遥遥领先。可如果是在仁宗时期的北宋，中国要自称一句“天朝上国”却是当之无愧的，当时北宋一朝的经济总量就大概占到了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经济、文化，科技高度发展，士农工商全面繁荣，勾栏瓦舍之间充裕着浓浓的生活美学，精致风雅，真真的是一片“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四海八荒之内无可比拟。这些我们从那一阕阕优美俊逸的宋词中，从那一张张风流清瘦的飞白中，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自可窥见一斑。
更何况，北宋仁宗年间，满朝名相，才子云集：睿智通透的宴殊、霁月清风的范仲淹、经略天地的韩琦、富弼、文彦博，文采风流的欧阳修、苏瞬钦、梅尧臣，性情耿直的包拯、司马光以及后期崭露头角，锋芒毕露的王安石、潇洒倜傥的苏东坡。单是想象一下这些人同朝为官，进谏庭议，仁宗的朝堂岂不是满堂华彩、群星闪耀、同比天光。现如今流行穿越时空之旅，如果真要穿越，仁宗时期的北宋倒是值得一去的，不管是去朝堂看学富五车的士子文官们引经据典、出口成章，还是去翰林院看才高八斗的管阁才子们评诗论画、说文解字都是一场极致的精神体验，甚至是去到汴京的茶楼酒肆、杭州的钩栏画舫，去到烟街柳巷、青山绿水之间，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还可能遇见不谙仕途、醉酒眠花的宴几道，无缘科考、流连风月的柳永，闲情逸致、梅妻鹤子的林和靖，当是千里江山如画，满目锦绣文章。
这些才子学士们，有人出身寒门，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出将入相之后，不改初心，为国尽心，为民请命，如范仲淹、欧阳修。有人出身豪门，世家才子，却“富而不骄，贵而不舒”，不染纤尘、秉性纯良，如苏瞬钦、宴几道。所以，现如今火遍全网的“原生家庭论”并非全然正确：出身低微，可能成为市井恶霸，亦可能成为清流名士；名门之后，可能是纨绔子弟，亦可能是芝兰玉树。有人历尽千辛，归来仍是少年，有人平步青云，依然欲壑难填。人之所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于本心，人性无染，本身圆成。如若持身不正，持心不纯，权势富贵亦是祸国殃民，终无意趣。所以，无论何时何境，勿忘本心之善念。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私德无瑕、风骨清雅的谦谦君子们，才成就了他们之间绵延千年的一种清风明月般的情感：当年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因主持“庆历新政”，而成至交。但后来西夏李元昊僭越叛乱，韩琦主战，范仲淹主和，一个主张倾国而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个认为“一将功成万骨枯”，边关特殊的地势，更适宜以守为主。昔日挚友，拍案而起，互不退让，最终，仁宗采纳了韩琦的建议，却跌进了范仲淹预想的结局。但韩、范二人却依旧是一生知己。我们知道，因为“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和王安石成了政治上的死敌，而苏东坡又成了他们共同的政敌，他一方面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太过激进，不切实际，一方面又觉得司马光全面否定变法，太过守旧。三人在神宗的朝堂上斗得是精彩纷呈，可是当苏东坡被小人陷害，因“乌台诗案”入狱，性命堪忧的时候，他昔日的政敌王安石为他极力回旋转圜，他昔日的政敌司马光连夜面圣为他求情。这些便是君子“和而不同”吧，并作为一种精神，延续进了后世历朝历代知识分子的血脉里。
可是这种宁折不弯的浩然之气，却又让他们的仕途之路充满坎坷，宦海沉浮，起起落落中都免不了被贬黜的命运。毕竟，帝王的朝堂最终想要的是一份平衡：既要有气节风骨，又要有长袖善舞。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些仕途大多失意的才子学士们，闲暇之余，为排解心绪，随手涂鸦的几段文字、几笔书画倒让他们名垂千古。也是这因缘种种，成就了宋词的空前繁荣，其艺术造诣和美学价值在诗词曲赋中独占鳌头，不同于唐诗的大气磅礴，宋词是更生活化的文学艺术，至真至纯、如梦如幻的宋词，总是能带我们领略到千年前宋人精致奢华的生活美学：抚琴、调香、插花、对弈、横笛、采菊、起舞弄清影，把酒问青天。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有“落花人独立 ，微雨燕双飞”的雅致；有“花褪残红青杏小，绿树水人家绕”的闲静。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仅用三句宋词就阐述了人生三境：“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细细想来，深有道理。
由于在武力上，大唐意在开疆拓土，大宋主张止戈为武，大唐讲国运，大宋重民生。加上大宋特殊的兵役制度，最终还是造成了从北宋中期就开始的文强武弱局面，和周边国家的纠纷对抗中，难免陷于“秀才遇到兵”的尴尬。所以，宋词的基调中是有悲凉的底色的：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忧伤；”有“雨打梨花深闭门”的凄凉；有“长烟落日孤城闭”的惆怅。即便是生性豁达豪放的苏东坡，也没有了李白“黄云万里动风色 ，白波九道流雪山”的张扬，而更多的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的沉思。
有时候，单凭那薄薄的几页史书，史官们的一支素笔，承载不了那么多的爱恨嗔痴、千古情愁。当时明月曾照彩云之南，大宋文坛当年的那些终生纯粹、浪漫至死的才子学士们作为一组知识分子的群像，惊艳了历史，绚丽了江山，璀璨了文化。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是时间与文学永恒的恋人。流水带不走光阴的故事，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不是失去了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爱是一种不死的欲望，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所以，在爱的记忆消失以前，请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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