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有三个要点：
一、血酬就是以生命为代价从事暴力掠夺的收益。
二、当血酬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发生。
三、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
根据第一个要点，以生命为代价从事狩猎或挖煤的收益不算。暴力掠夺特指以人类及其所拥有的财富为对象的行为。
根据第二个要点，在暴力掠夺发生时，人类必定权衡成本和收益。成本至少有四类：1．良心。同情心和正义感。2．机会成。在权衡中，与卖命并列的还有卖力、卖身和卖东西等选项，人们会比较血、汗、身、财的付出与收益。3．人工和物资的消耗。4。暴力对抗带来的风险。无论是暴力镇压、暴力反抗，还是暴力掠夺者之间的竞争，暴力掠夺都要面临一定的伤亡风险。
根据第三个要点，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只能转移财富，这就会引出暴力掠夺者与财富创造者互动的漫长故事。
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在来回折腾中，决定和选择法规的规则变得十分清晰，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在晚清的频繁变法中，这条元规则再次清晰地显露出来：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无论胜利者是洋人还是女人。
那么，正义在什么地方呢？多数同意又在什么地方呢？是可以说，正义就在草拟法规的大儒的心里，就在审定法规草案的皇帝的心里？皇帝得了天下，意味着他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而多数人所以拥护他，又因为他代表了正义？
这种回答拐了个弯，已经不是针对规则制订所遵循的规则和程序了。而且，拐弯后的答案依然成问题。成吉思汗的铁骑践踏了欧亚大陆，生杀予夺，随心所欲，只是因为他掌握了最强的暴力， 与常规意义上的正义和同意并不搭界。成吉思汗和的子孙到处立法，充分体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元规则：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
在发生争执的时候，如果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很合算，那么，只要拔出刀来，问对手想死想活，任何争执都不难解决，任何意见都不难统一。暴力可以压倒所有规则，反之则不然。
这种逻辑所蕴涵的更一般的道理是：在挑选规则的时候，拥有让对手得不偿失的伤害能力的一方，拥有否决权。死亡是最彻底的损失，所以，暴力最强者拥有最高否决权。
逻辑和历史经验共同告诉我们：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暴力最强者的选择，体现了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对正义的追求。暴力最强者甚至可以选择并修改正义观念本身。当然，平民并非不重要。在长时段上，平民的选择和对策，从热烈拥护到俯首帖耳到怠工偷懒到揭竿而起，可以决定暴力竞争胜利者的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决定选择者的兴亡荣辱，从而间接地影响统治者对法规的选择，间接地影响正义观念和统治者对正义观念的选择。
语言和命名既是认知的成果，又是认知的工具。
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核心计算是：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
当蜜源紧张，生产成本上升的时候，蜜蜂的“盗性”，也会随之上升。盗蜜的行为将引发蜂群之间的战争，导大批致蜜蜂的大批死亡和逃亡。在足够大的样本中，人类的贼性和蜜蜂的盗性一样，都是可以统计计算的，个别人的道德操守对结果的影响很小。
害人本身毕竟不是目的，要获得更大的利益，首先要创造条件让牛羊长大，调动它们长肉和繁殖的积极性。根据血酬定律，同样是劫掠，对象价值一万元，或者价值一亿元，血酬的价值可以相差一万倍。那么，创造条件让对象发财，让他们拥有几十亿的身家，即使把劫掠强度降低十倍，依然是非常合算的。
在欧洲历史上，可以看到城市市民集团重金购买自治权的故事。统治集团向市民们出售“自治特许证”，不妨理解为血酬或法酬的一次性征收；出售主人权力，则可以看作变法改制权的有偿转让，这本身就是根本性变法。中国的历史经验中缺少这类东西。虽然不流血的主仆互换并不罕见，但是，变成主人的从来也不是“人民”。“人民”是什么？中国人民主要是农民，农民是一盘散沙，一粒一粒，互无关联。那时候既无议会，又无农会，数千万互无关联的沙粒如何变成主人呢？变成了主人的又怎能算作农民——人民呢？
从主体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无价似乎讲得通：任何东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贵重，人都死了，人用的东西还算个什么？不过，即使从这个狭隘的视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价的。如今的艾滋病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只要吃得起昂贵的药物，艾滋病人可以尽其天年，在这个意义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是因为买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的价格，取决于本人的支付意愿，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命价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两者余缺相对，变化纷呈。
如何看待官定命价的巨大价差呢？在当代人看来，蕴涵了人命不平等观念的法规不是很可恶么？这要看怎么说。一二品贪官犯了死罪，法定赎金是12000两银子，如果坚持“与民同罪”，1200两银子即可赎命，岂不是纵容大贪官犯罪？清朝督抚一级的大员，每年合法的养廉银就有1万两，够他们赎八条命了。反过来，寻常百姓每年收入20两银子，也要12000两赎金，这条法规便形同虚设。人们对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确实不同，支付意愿也不同，命价在事实上就不可能相同。清朝根据这些不同定出不同的价格，买不买听凭自愿，比起明朝的一刀切来，应该是一个正视现实的进步。
当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人民的生存权，与牛羊猪鸡的生存权一样，说到底，还是自己用肉蛋奶和皮毛换来的，具体到某个品种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是靠比较高的生产力水平竞争来的。
对佃户来说，土地可不是什么等闲的产业，而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命根子，是“命产”。一般来说，物质资源都是“身外之物”，但是，随着资源的匮乏程度逐渐逼近甚至突破维持生存的底线，身外之物便逐渐演变为“等身之物”，成为性命所系的“命资”，可以提供“命资”的生产资料则是命产。
在资源瓜分完毕的社会格局中，维持生存的底线是一条血线。血线之下，各种物资都获得了命资的意义，一碗饭可以延续一天的性命，一杯水也可以等于一条人命。突破血线必定导致流血，要么自己失血折命，要么博命威胁他人，劫夺活命之资。
以38%的死亡率，换取仅够维持温饱的生存资源，这便是土匪的生意。这条以性命博取命资的活路，其实是拿未来数年问的较低死亡率，替换目前旬月间的较高死亡率。这是对生存机会最大化的追求。
服输认账之后，海盗与执行高税率政策的官府到底有什么区别？似乎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民众来说，无论向谁交纳税费，反正都没有选择权和退出权。如同对海盗制订的税率没有发言权一样，民众对官府的政策也没有发言权。明清两代，官府都实行过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其作用相当于100%的高税率，他们并没让老百姓投票表决。这时候，到底谁比谁好呢？我不知道。在聘请护航者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海盗的安全服务似乎比官家水师更可靠，因此，一旦有了选择空间，民间竞选择了海盗。
我们从“集团交易”的角度，对上述买卖关系做一个总结。
一、皇帝、军阀或匪首之类的暴力集团首领，他们是“招兵买马’的人。在性命交易中，他们是买主，士兵是卖主。为了将暴力行业中的这两大集团区别开来，我们类比资本家和工人的概念，称首领们为“血本家”。血本家与士兵构成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出钱越多，兵马就越多，打江山坐天下的希望就越大。未来的预期收益高了，也更能吸引人才。军政制度中的许多内容，都体现了这方面的交易。譬如贵族制度、军功封侯制度，就是针对血本运营的高级人才设置的卖命激励机制，类似经济领域中的股份制或期权制。“抓壮丁”则是赤裸裸地喝“兵血”，剥削卖命者的“剩余价值”。
血本家永远是有竞争者的。即使最高层的皇帝，有时也不止一个。更何况还有中层的大小军阀与下层的土匪海盗山大王。“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血本家之间往往掐得你死我活。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直到民初的军阀？昆战，再加上每个朝代的末尾和开头，都是他们拼命表演的时代。
二、血本家招兵买马之后，获得了生杀予夺的暴力强权，因此掌握了平民的性命，平民百姓想活下去，就要以劳役或贡赋自赎。这又是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凭借生杀予夺的实力，努力从百姓手里榨取更多的赎金，可又要掌握分寸，以免求益反损。倘若杀光抢光，破坏了再生产能力，正如耶律楚材警告的那样，“以后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即使不杀，管得太严也未必合算。固然可以把民众当牛马奴隶驱使，但防不住人家偷懒，挡不住人家逃跑，反而不如把皇粮承包下去，不少收钱还落得省心。不能过分的另一个理由，即赎金开得越高，不要命的人就越多。搜刮到血线之下，不让百姓活命，反正都是一死，拼命就成了合算的选择。老子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境。
不同类型的血本家与民众的关系不同。流寇不怕杀光抢光，反正是一锤子买卖。土匪就好一些，通常不吃窝边草。军阀吃不吃，取决于驻防时间的长短，有没有扎根的打算。至于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除非逼急了，饿疯了，一般不肯杀鸡取蛋。但是随着官僚代理人的暗自加码，皇粮和劳役往往征收过度，逐步走向杀鸡取蛋。
三、在上述两类交易关系中，活动着三个社会集团：士兵——血本家——民众。和工农兵一样，血本家也在创造历史：血本家勾挂两边，霸占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血本家搜刮的财富则是官兵与民众双方的关键性重合点。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血本家搜刮的财富越多，他们招兵买马的数量越大、质量越高，因此决定了他们实力的强弱，又决定了控制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而搜刮财富的多少，偏偏又受制于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受制于血本家与民众的共同利益——竭泽而渔也是对鱼塘主人的损害。在这些彼此矛盾的因素之间，谁玩得高明，谁善于发挥儒家兵家和法家的智慧治民治军治吏，在综合平衡中争取最大收益，谁就有希望攫取天下。
实际上。进入何种规则体系的决定因素，正是对不同规则背后的利害得失的计算。计算并比较不同规则体系带来的成本风险和收益，便是过招的实质。
往极端处说一句：规则选择者最大的损失，莫过于自身的死亡。暴力可以制造死亡，因此，暴力最强者拥有规则选择权或决定权。这就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官话通常比较好听，因为它所代表的正式规范考虑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太敢玩水。问题在于，水并不总能以洪水的形态出现，那是非常时期暴民造反的形态。当水被装在缸里，盛在桶里，倒在碗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载舟覆舟的力量。这时候，官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当真去做便是自找亏吃，而多数人是不会自找亏吃的。于是，官话就有了糊弄人的意思，就成了一个贬义词，说官话者的形象难免受损。可是官场风波险恶，说官话不会让人抓住把柄，形象受损也要说下去。
我读到的官场徇私舞弊故事，给我留下一个总印象：面对百姓，贪官污吏通常很生猛，取主动进攻态势；面对官场同僚，一般则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温和策略。按说，只要手里有乌纱帽之类的钓饵，不愁鱼不上钩。乌纱帽意味着合法伤害下级和百姓的权力，拿到这个权力便可以榨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很合算的买卖。换个比方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流，只要有利益吸引着，官吏自然会流过去完成权钱交易。
虎狼与牛羊的伤害能力相差悬殊。牛羊们在虎狼的包围中出血流膏，势在必然，一昧责备虎狼的道德修养不好，未免强“人”所难。
许多太监自称洒家，尊奉佛教，喜欢投巨资建立庙宇，因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旅游景点，这不挺好吗？即使不建庙宇，我在刘瑾家产的清单上见过“宝石二斗、金钟二千、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等成堆的宝物，这不也创造出了珍贵文物吗？谁都知道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不合帝国的财政规范，那么颐和园便是潜流的辉煌结晶了。我们一边赞赏结晶，一边骂潜流，是不是应该打个磕巴？
再进一步说，修建颐和园花费的巨额银两，转个身就变成了手工艺品制造者、木匠、油漆匠、泥瓦匠、土木小工等平民的工钱，从他们手里再转个身，又变成了粮农菜农小商小贩的收入。如此追究下去，“刘瑾潜流”究竟有什么不好？对中国历史的走向又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似乎还可以提升为更大的长期性问题：腐败且不断膨胀的官吏集团，对中国历史的走向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后边这个问题泛了些，不容易说清楚，这里还是收敛一些，揪住刘瑾不敢。
我们可以拿刘瑾与其他千年世界级巨富做个对比，从来源和去向这两个方面讨论刘瑾潜流的影响。
在排行榜上，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名字有软件大王比尔·盖茨、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内基。这些人财富的来源与刘瑾截然不同。人们主动购买他们提供的产品，因为他们的产品质量比较高，价格比较低，物有所值，买了之后可以获得福利而不是损失。
这些人手中财富的去向也与刘瑾截然不同。巨量的财富集中到他们手中之后，小部分被个人消费掉，这相当于刘瑾的金钩玉带。大部分却不像刘瑾那样藏在家里，而是继续投资。无论这些资本家如何追求垄断地位，如何大鱼吃小鱼，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投资还是变成了更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变成了更大的厂房，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工资。而工资等等转个身又拉动了衣食住行的消费和生产，这些消费和生产再转个身又推动了软件、钢铁和汽油之类的产品的消费和生产，如此循环往复，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社会也进步了。
等到这些世界级富翁走近生命的终点时，洛克菲勒用自已的财富建立了基金会，资助教育等社会福利事业，卡内基用自己的财富修建了2811座图书馆，盖茨也表示将来要做类似的事情。这就是说，在我们所能追踪到的个人财富源流的尽头处，这笔巨量财富又开始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服务。
皮茹兹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做批发生意，放贷，开酒店，搞运输，他的财富来源于他为欧洲提供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他降低了交易成本，让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刘瑾潜流的来源恰好相反。那些差役们敲诈酒店老板，封掉酒店，设立关卡，刁难商贩，他们的财富恰恰来源于提高交易成本，使人们更不容易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使产品交换所支撑的社会分工及其扩展变得困难重重，社会分工导致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组织的发育也被迫停滞。刘瑾的财富，乃是暴力勒索而来的财富，是“血酬”的巨量汇集，潜流的网络则是“血利”的流通渠道。
儒家圣贤总结历史经验，发现最有利于社会安定，统治者也不至于感觉匮乏的比例是10%。在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上，这个数字在理论上便成为纳税集团与食税集团和平共处的疆界。统治者当然愿意多收，但是秦帝国横征暴敛、二世而亡的教训太惨痛了，他们不大敢放纵。
刘瑾则不然。天下乃皇帝之天下，并不是刘瑾的天下，亡了国也是亡他朱家子孙的国，刘瑾没儿没女，死后不怕洪水滔天，凭什么不能放纵？刘瑾不忌讳杀鸡取蛋，反正那是别人的鸡。因此，在鸡的眼睛里，刘瑾肯定是比皇帝坏得多的东西。他的腐败收入是强加于百姓的额外税收，他侵入了纳税集团的疆域，因而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刘瑾之流的行为可以导致秦帝国的命运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我们也确实看到这场戏重演了一遍又一遍。
在来源方面，刘瑾潜流对百姓造成的损害已经超过帝国税收，在去向方面，给社会带来的福利却不如帝国开支。秦始皇和忽必烈之流掠取的财富，除了个人消费外，大量投向了开疆辟土的战争和帝国扩张，而在历史学家的评论里，譬如在司马迁的评价中，秦帝国一统天下是一件大好事。司马迁说，秦帝国为天下提供了秩序，制止了战争，元元之民得以安定生活，获得了当时天下的拥护。忽必烈也有同样的功能。他打通了亚欧大陆的贸易通道，维护了秩序，平息了战争。秦帝国和元帝国都曾逼反百姓，但那是在修建长城的时候，在治理黄河的时候。长城和黄河毕竟关系到公共福利，而刘瑾的钱根本不会往公共福利上投。据我所见，刘瑾的开支至少有一部分变成了家奴的收入，庞大的家奴队伍又狐假虎威，到处敲诈勒索，也就是说，刘瑾的开支制造出来更多的小刘瑾，更多的掠夺者，而不是阻止掠夺的设施。
过客的权益不仅可以直接表现为他们的要求和勒索，间接地表现为同级或同事的讨好竞争，还可以表现为上级机关的财政提取，表现为兄弟单位的协助申请，表现为部下挨打犯难，甚至可以表现为关于儒家经典的哲学争论。
在这些一对一的具体关系中，任何一点不合作，任何一点冷淡和逃避，任何一点冒犯，都可能得罪某个权势者，都可能招致记恨和报复。反过来，让人喜出望外的恭敬和供应，则可能带来更好的官运。这才是真正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县官与农民之间就不存在如此密切而多方位的报应关系。
于是，形格势禁之中，县官的真实身份也势必改变，成为他本来不应该是的东西。那么县官不是县官又是什么呢？海瑞的结论是：“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招待所所长）。”
自从秦朝普设郡县，谁不知道县官是什么？所谓亲民官，父母官，县太爷，县领导等等，可是，又有谁扎扎实实地说过一句“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海瑞的这句话说破真身，因而推翻了一个常识，截断了一种思维定势：连县官这种恒定的身份，都会依据利害关系网中的真实位置改变涵义，我们还能不假思索地接受什么？在我听来，这句话犹如洪钟大吕，振聋发聩。
假如我为你看家护院，每天领10元工资，月薪300，按照现在保安每月850元，私人贴身保镖每月3000元的行情，300元是少要了，这可以说是亲戚关系。如果增加10倍，月薪3000元，也在公平交易的范围之内。如果增加140倍呢？每天1400元，月薪42000?这时候就很有理由怀疑，我究竟是看家护院的，还是打家劫合的？如果是打家劫合的，那么，又从哪一点开始，我从一个保安转变成一个强盗呢？从月薪4000 ? 5000 ? 10000 ?
如果把海瑞上任后征收的银两作为正当标准的边界，从前每年征收的12950两银子，只有925两是应该的，其余12025两都属于不义之财，不义的份额约占93%。正当的份额不过7%，实际征收额竟然是正当征收额的14倍。这一大笔不义之财，主要部分用于支应过客和孝敬上司了。孝敬上司的那部分，又有一大笔转为上级政府支应过客的费用。那么，瓜分这笔不义之财的过客集团又应该叫什么呢？不义集团？分赃集团？黑帮集团？同样，搜刮并参与瓜分这笔不义之财的知府和知县又应该叫什么呢？仅仅是招待所所长吗？是否应该算黑帮分子？
仔细分辨起来，海瑞的前任多征的一万多两银子，虽然违反了中央规定，虽然有点黑，却不是独吞的赃款，也不是纯粹的不义之财。依据“非义之义、非礼之礼”的潜规则标准，这笔银子符合官吏集团内部的“义”，得到了合乎潜规则的分配。因此，这笔钱不是“黑钱”，而是“灰钱”。于是，搜刮和瓜分这笔灰钱的人也不应该被打成黑帮，只能算“灰帮”。
倘若以灰色税费在全部徭役中的比例计算县官的灰度，那么，海瑞在淳安的前任知县们，作为灰帮分子的成色达到93%，作为知县的成色不足7%。不足7%并不意味着接近7%，我估计，其实际成色还要打个对折，折到3.5%上下——我们需要折掉“灰色时段”。
假如我们雇了一位公仆，每天八小时的上班时间，他用三四个小时陪过路的公仆喝酒打麻将，工资一分不少拿，该他打扫的垃圾却堆积如山，这位先生的公仆成色有多少呢？打个对折似乎并不苛刻。在打对折的时候，我们毕竟承认公仆做了一些公益方面的事。如果算得苛刻一些，考虑到过客的酒钱和赌资都摊到我们头上，考虑到百姓与过客集团在时间和金钱方面的冲突——在过客那边越热越红，在百姓这边就越冷越黑，两者之间存在反比关系，那么，公仆提供的那点“公益”应该被“公害”冲销干净才对。
海瑞所谓的“口大口小”，说透了灰帮化的体制根源。早在十年前，在《淳安政事·兴革条例》里，海瑞就如此描述了官僚集团或过客集团的信息优势。他说：大家都说应该怜惜百姓，节省民力，又说接待过客决不可薄。然而，“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过客口大，稍不如意则颠倒是非，谤言行焉。”
这就是说，欺负百姓无妨，上边听不见；得罪了过客却要招致诽谤。这叫广大追求进步的干部如何选择昵？他们的权力虽说是领导给的，但大家都懂得“三人成虎”和“曾参杀人”的道理，明白自己的权力其实也是信息传递集团给的。为了进步，县官不能不巴结“口大”集团，牺牲“口小”集团。在这个意义上，灰帮化乃是领导说了算的体制和官僚集团的信息垄断地位的自然结果。灰帮身份虽然并非钦定，却是“势定”的，更准确地说，是政局中互动各方依仗各自实力“局定”的，个人道德的优劣已经无关大局。
更何况，厚待过客又不用自己掏钱，完全是“取之百姓”。这又很简单，“不过一开口而已，不过一发牌而已。走这条路的成本如此低，风险如此小，再指望其他结果，未免就有点天真浪漫。海瑞下台时似乎也有所觉悟，骂道：“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
经过两千多年的教育培养，中国农民一般是不抗粮的。在他们心目中，种地纳粮乃天经地义之事。在名义上，皇粮一般也不太沉重，汉朝之后每亩三十税一，税率不过3.3%，抗粮又有正式监狱和一班如狼似虎的衙役伺候着，很有点得不偿失。
农民天经地义的观念并没有明显变化，干部方面却有变化。他们要盖超标准的办公楼和宿舍楼，要买高级小车。天经地义应该由政府出面做的事情，譬如蠲免赈济，却公然撒手不管了。
不仅如此。按照如今的规定，农民的合理负担不能超过年收入的5%，尽管这比汉朝之后历代王朝的名义负担多了1.66个百分点，农民倒也没有不满的表示，毕竟从前的数字也不过是个名义，何况什么都在涨。
臣民的抗粮和干部的镇压就很容易理解了。这是真实而要紧的利害冲突，灰牢就是这种冲突的产物，其功能是维护干部受益、农民受害的利害分配格局。按说，超标准楼房、超编干部工资和高利贷收益都不属于合法权益，属于利益分配的潜规则体系，但它们又确实获得了地方权势半公开的、瞒上不瞒下的支持，对治下百姓根本就不屑于躲躲藏藏。据此，我们可以把灰牢定义为支持“潜规则”和“横规矩”的威慑手段。
于是就出现一种权衡：对中国社会来说，究竟是因此而多出的贪官污吏更有害，还是因此而多出的小偷和超生游击队更有害？假如正式制订了计划生育法，干部们就难免受到许多约束，至少株连政策是不好再用了。如此或许可以减少不公和非法侵害，但是难免增加超生人口。我猜，计划生育法迟迟不能出台，部分原因就在这种权衡之中，从这个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立法人的价值判断。
话又说回来，即使计划生育法出台了，我相信照样“下有对策”。只要计划生育完成指标对干部的升迁有影响，我们广大干部就可以找到株连九族的办法。不许办公婆学习班了，“收容”这些被子女遗弃的老人行不行？收容也不许，“双规”总可以试试吧？让公婆们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讲清楚，他们的儿媳妇躲到什么地方了，这也算违法吗？如果非算不可，你究竟还想不想搞计划生育了？
从班房开始，经过牛棚到学习班，灰牢一直没有遭遇真正的反抗，甚至没有遭到质疑。中国农民接受潜规则式的征粮标准，也接受灰牢的关押。他们不闹，也不告，他们并没有把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之类的漂亮说法当真。不过这已经是底线了，更深入的侵犯就难免遭遇抵抗。譬如，不能在该给救济的时候不给，同时还按照潜规则的标准征粮。再譬如，抓人可以，但不能把人打坏；关人灰牢也可以，但不能把人冻死。越过这些界限，农民就要上告，就要闹，实在不行就要自杀。
总之，真正能阻止一些官吏成为酷吏的，恐怕既不是上级，也不是良心。把上级和良心糊弄好并不难。关键在于如何分配损害，换句话说，就是要看我是否惹得起那些我打算损害的人。所谓惹不起，就是损害他们的风险很大，我可能因此遭到相同甚至更大的损害。所谓惹得起，就是损害他们是件有赚头的事。一盘散沙般的农民没权没势，告状既费钱又费力，还没有必胜的把握。正如《老残游记》中的老董所说：“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么法子？倘若是上控，照例仍旧发回来审问，再落在他手里，还不是又饶上一个吗？”
反过来说，如果上告既简单又省事，还很公正有效，民家就不必忍气吞声了，官家也就惹不起民家了。
无论如何，一步又一步的压缩总要导致风险递增。随着对民间权利边界的更深的侵入，民间的不公平感便积蓄起来，反弹或反抗的力量也积蓄起来。一旦找到一个相对薄弱的突破口，或者，虽然没有找到突破口，却像陈胜吴广一样走到了绝境，像李自成一样被“灰枷”（半正式的刑具）枷到没法活的程度，整个天下，无论是害人者还是被害者，便要共同承担更大的损害了。正因为担心这种情景，中国古代的正式法规对百姓的权利边界并不敢压缩太甚，奈何正式界碑后边只是一群赤手空拳的乌合之众。
偷懒是庶人对付公田的武器。《诗经》里有许多对农业集体劳动场面的描绘，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监督者的身影，那是贵族阶级对付偷懒的工具。这场战争的胜负很分明，地里闹草荒，意味着贵族战败了。统治阶级拥有强大的武力，庶人很难用正规战法在战场上取胜，但是惹不起却躲得起。庶民人多分散，监督困难，干活使劲不使劲只有自己最清楚，干得仔细不仔细只有自己最明白。第一线实践者的信息优势是无法剥夺的，因此就可以连蒙带骗，大打信息战。这是贵族很难对付的“低成本伤害能力”。
想象一下那个时代，《诗经》的时代。年轻的恋人们还在彼此思念和怨恨，蟋蟀还是同样地叫着，从田野里叫到屋檐下。人世过去了上百代，但人的本性和蟋蟀的本性一样，并没有多少变化。我们的心和古人的心是相通的。
那些不通的心灵和思想到哪里去了？那些不肯采纳新规则的人到哪里去了？这样的流派和人物必定会有，不过无关大局。春秋五霸或战国七雄中只要有一两个采纳新规则的就够了，譬如，一个秦国的商鞅就够了。那些冥顽不化之国和冥顽不化之辈最后都被灭了，被淘汰出局了。他们的后勤供应不足，军队的士气不足，国力比较弱，早晚要被淘汰掉。
作者：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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