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9日，武汉曾开展过一次“应收尽收”大决战。10日，时任市委书记马国强宣布，全市实现了99%的排查率。然而武汉市的情况仍然不见好转，感染病例仍然高位持续增长。
2月17号始，武汉再用三天时间，开展了新一轮“大排查”。新任市委书记王忠林很重视这事，他放出狠话：“如果再发现一例（居家患者），就拿区委书记、区长是问。”王忠林要求各区区委书记、区长都要签“责任状”，对确诊病例一个都不居家等问题进行承诺，如果出现疏漏，立马追责问责。
时至昨日2020年2月20，武汉新增615例，今天21号武汉市新增319例，交易前动辄两三千，情况看起来无疑好太多。
这说明后面这一场大排查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然而在大排查过程中，却暴露了非常多非常时期下的矛盾和短板，武汉包括我们国家其他城市，恐怕也是一样。
一、医疗资源无法针对紧急情况快速备齐，这导致了早起摸排过程中存在瞒报，因为疑似患者知道并不是单间隔离，如果自己没有感染，接受集中隔离无疑是增加感染风险。
二、社区工作者的上级下沉慢，群众无上浮。武汉一个社区一万人，社区工作者却只会有10个人，这在平时是能够胜任的其社区工作的，但是在摸排过程显然是无法完成这么巨大的工作量的。只有上级快速下沉，增加非常时期的社区工作者数量，委派临时“楼长”等群众职位，才能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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