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毕业的第一年，我被分在基地子弟学校当老师，同时分过去的还有蔡瑞芬。本来陈老师和丁老师一直跟班走的，陈老师的数学是最棒的，甘校长是语文老师出身，自从丁老师跟上来，她就退居二线了，丁老师和陈老师成了最佳组合，可是开学之初甘校长却让我接毕业班的数学，还兼班主任，而蔡瑞芬接了三年级的语文。
对这个安排我是有意见的，哪有让刚毕业的老师送毕业班的？可是甘校长就这么安排了，我的反抗无效，只好听从命令吧！后来才知道这一届毕业生基础不好，如果毕业成绩不好，基地会批评的，考得好会有奖励，原来我才是那个冤大头。就在个别人想看笑话的时候，我在内心给自己鼓劲：你一定行！事实证明我赢了，我们的数学成绩达到了奖励的界限。
那个班只有20名同学，男生女生各占一半，其中12名同学是本基地的子女，另外8名是隔壁化肥厂的孩子。开学第一天我找了一套四年级期末考试的数学试卷进行摸底，成绩出来，两级分化，大部分同学基础还行，只有李宝松成绩真的差。这样，我心里就有底了。
当时我住单身宿舍，吃饭在食堂，业余时间充足，征得甘校长的意见，我坚持毕业班上早，晚自习。早上丁老师带着背课文，晚上在教室做数学作业，当堂批改，及时纠正错误。
每晚都有备份作业，有点难度，我把题目提前写在两块小黑板上，家庭作业做完并批改后的同学酌情做备份作业。其中一名叫杨玲玲的小个子女生，几乎是第一名做完家庭作业，然后继续做备份作业。
大部分同学都能按时完成作业，对备份作业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就好。最让我头痛的是李宝松，年龄大反应慢，据说他是李师傅家抱养的，当时李师傅家已经有两个女儿，特别想要一个儿子，抱养李宝松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和他在一个班，就是李宝珠。
虽然李宝松成绩不好，但不捣乱，被同学们选为劳动委员，我们班的片区卫生根本不用我操心，李宝松带领同学们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对李宝松不能按照一般同学的要求苛求他，每天的作业我给他圈几道必做的题目，不要求更多，及格是底线。
第一次带毕业班没有经验，陈老师就成了我的师傅，她很热心，几乎是有求必应。熟悉以后，我抱怨甘校长让我带毕业班，有点赶鸭子上架。陈老师的解释是：他老公和儿子都在山东泰安，婆家一直帮助她搞工作调动，担心中途调走，毕业班中途没有人接，就麻烦了。带多年毕业班的陈老师给我诸多可行的建议，其中一条就是上课前把应用题提前写在小黑板上，节约板书的时间和空间。
后来我上课的时候，都是一手拿着教案和教棍，一手提着两块小黑板。讲应用题的程序是读题——找已知条件——求答案还需要什么条件——再接着找隐含条件，一个同学一个同学来，根本没有愣神的空隙，同学们只能精神高度集中，但课堂效果不错。
周末如果有愿意学习的也可以到宿舍找我，学习累了，我们一起打羽毛球，或者给他们用煤火炉煮绿豆汤。有时候我们也出去散步，或者讲故事，反正十分开心。
甘校长鼓励我和丁老师去县一小找卷子，回来用蜡纸刻版再印刷出来给学生做，一套卷子印出来，手上都是油墨味道。
六一的时候同学们要求出去郊游，征求甘校长的意见时她不同意，担心出差错，如果执意要出去后果自负。当时我也犹豫，但看着同学们渴望的眼神，我下定决心要带同学们出游。前一天放学前，丁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做了周密计划：早晨八点在校门口集合，丁老师和两个高个子男生领头，其余的同学跟随其后，我随着李宝松和另外一个高个子男生压后阵。
六一当天我们的自行车大队浩浩荡荡出发了，我的自行车跨娄里装着锅碗瓢盆，横梁上坐着不会骑自行车的于海燕。骑到一半的时候，我实在带不动于海燕了，后半程是李宝松把于海燕带到目的地的。
我们的目的地是川河边，到达目的地，同学们已经饿得潜心贴后背了，立马用小铁铲挖坑做饭，女生到附近捡柴禾，丁老师带着男人下河抓小鱼，我成了火头军，烧水给同学们煮泡面。
一锅一锅煮好，同学们按顺序捞面，等我和丁老师吃饭得时候，同学们对着我哈哈大笑，原来我烧火煮面，汗水夹杂着炊烟，我的脸上早就成了花猫脸，怪不得惹他们笑话我呢。夕阳西下时我们这一帮大部队安全归来，我们共同过了一个难忘得六一。
后续得二十天，同学们学习情绪也非常高涨，有备而来，我们信心百倍地参见了全县小学毕业统考——只有李宝松没有参加考试，他提前被机械厂安排成了学徒工。
考完我便离开了子弟学校，背起新囊西上，寻求我地梦想了。后来丁老师给我写信，我们班成绩不错，每个老师奖励30元奖金。虽然我没有拿到奖金，但心里是自豪的。
由此，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们不行，往往不是我们真的不行，而是别人说了我们不行。那我们就以实际行动，来堵那些恶毒的嘴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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