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原是不喜余秋雨的文字的,觉得一本《文化苦旅》写得做作,但是却因山居笔记中的那篇《苏东坡的突围》让他重新吸引了我的目光。爱苏东坡的文人,应是有风骨而稚朴的吧。《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间完成的,共十一篇文章。从一个《王朝的背影》开始,到《历史的暗角》结束。作者试图用这两年时间,用这些文字给自己的困惑和思考寻找一个答案,在那些城市中,山水中,旷野中,庭院中。他试图去接近,去触摸,“中华”这个古老的民族厚重的脉搏,安抚着自己因无知而生的焦灼。十一篇作品标记了半个中国的版图,他流离在这些最真实的土地上,仿佛只有如此,彷徨无依的心灵才似乎有了地方安放。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彻底忽略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字,或者说被这些表达符号产生的表现力而震动。这本书像一棵树,文字不在是土地上零落天空中飘散的落叶,他们经由一条主干串联着,就有了一种生命的力量。
苏东坡的突围
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半山居所里,一个同样喜欢苏东坡的女记者作者的采访电话,牵出了作者对黄州赤壁的回忆。在那个安静寂寞的夜,作者把苏东坡在黄州的遭遇娓娓道来,像在讲一个因不合时宜遭到排挤的老朋友的故事,他从监狱里走来,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带着他们泼给他的脏水......苏轼因乌台诗狱案获罪被贬黄州的故事可能喜欢历史的朋友都略有耳闻,看来是文字狱,真正的缘由却是当时苏轼曾经反对过王安石变法。但余秋雨先生却似忽略了这一段,着意地描写了文人间的相轻,一幅白描入木三分。文人间的倾轧其实不亚于政治,这可能是同为文人的余秋雨先生感同身受的。
他很疲倦,很狼狈,一路颠簸,但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能在寺庙中安身。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但“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
如果说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是对苏东坡的褒奖,这篇《苏东坡的突围》却是真实地描摹了苏轼当时的心境,大起后的大落,其实更是安静的残忍。但这是这种无人对话的痛苦促使苏轼自省,让苏轼脱胎换骨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这文字厚重而深情,含着对苏轼的爱和了然的痛,在黄州,远离喧嚣的苏轼完成了自己的涅槃。不知道在半山居中写着这些文字的余秋雨先生是不是也破了自己的茧,正在完成着某种突围呢?
千年庭院
余秋雨先生是从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文人。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无法想象。从一些文学作品中我们或许可以窥探到一些边角,却带着苦难的痕迹,带着一种先知的视角。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则来的更真实,更有他身在其中的真实的代入感。
他亦曾被洪流裹挟,他在《千年庭院》中写到:“二十七年前的青年不大用“潇洒”一词,却也在某种气氛的诱导下追慕着一种踩踏规范的生命状态.....”“他们是学生,但他们没有书包,没有老师,没有课堂,依然是被称之为学生。因为是学生,因为他们的目光曾与一个个汉字相遇,因为他们的手指曾翻动过不多的书页,他们就要远离家乡,去冲洗有关汉字与纸页的记忆”。
作者在这种茫然盲从中依然本能的思考着,但这种思考无疑是痛苦的,“列车上的学生们横七竖八地睡着了,睡梦中还残留着轰逐一切的激动,他们不知道,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长时间容纳一群不做建树的否定者,一群不再读书的读书人,一群不要老师的伪学生”。
他算是醒的较早的一个,“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他被一种莫名的恐惧击中,他想下车,但列车哪里能停?又有谁会注意到某个个人的呼喊!只能随波逐流地前行,直到他走到了那堵长长旧墙前,那是一所庭院。
“这儿没有任何装点,为什么会给我一种莫名的庄严?”房屋密密层层,“每一个层次又排列得那么雅致安详”,他的心重回宁静。“一种无法言说的斯文,一种不火爆、不壮烈的神圣,与我刚才在墙外穿越和感受的一切,属于一个正恰相反的主题”,那方深邃仿佛已经存在千年,却仍那么安静、谦逊,仿佛一位智者,又像在光阴的流转中默默注视的一双眼睛,有一种沉静的力量。让人好像重新找回了思考的能力。
“我隐隐约约找到自己了。”在那个短短的午后,在岳麓山,有了一场悄然的相逢,这种相逢恍若隔世,却又像是重逢。真的是宿命吗?我却相信这是文明力量,任何一种野蛮都阻止不了文人对文明的亲近和渴望,他在迷雾中茫然的四处冲撞,此时却好像有了光,那光,那么和煦地照在身上,温暖而踏实。
这就是余秋雨先生和岳麓书院的相遇,千年的庭院的厚重因他承载了过往的文明,并且将继续将这文明绵延更迭。这是书院的使命,也是文人的使命。这种力量是任何一段历史,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诋毁和阻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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