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常常提笔,想要一舒心中快意?苦思半日,又悻悻然放下,自嘲一句:“充什么文人骚客?”又或者一气呵成,成就一篇文章,洋洋得意,回头再看时,满面赤红,哪有什么龙肝凤髓?
写点什么?这是个问题,而且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或者说第一个阶段,是问自己。这声疑问发生时,我们尚未开始,是有感而发却未发的时候,像黎明,像黄昏,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只是日头升起的前奏,只是夜幕降临的预警。
我们问自己:“写点什么?”,是征求自己的同意,也是自我内心的怀疑。我们确实有所感悟,确实希望有所表达,做好了行动的预备,却远远没有开始。我们在做抉择,这抉择里至少又包含了两点疑惑:
一、我该不该写作?
二、我能不能写作?
这两点疑惑,又纠结成一个疑问:“我想不想写作?”
必然有人要发出嗤笑:“顺序反了吧?”
是啊!依照常人的逻辑,只有先想写作,才会发出“写点什么”的疑问,如果不想写作,又怎么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似乎是这个道理,却少有人发现这其中的悖论:他既然已经想了,又怎么会发出“写点什么”的自问?他既然已经发出这样的自问,又怎么会真的想?
自然有人再提出质问:他根本就不想写作,怎么会发出“写点什么”的自问?
是的,这是个真理:一个人如果真的不想做某事,绝不会对此事有一点兴趣,绝不会与这件事有一点瓜葛,即便这事就在眼前,他也视而不见,连一句“我不想”都不会说出。如同为一只山羊奉上鲜美的鱼和肉,不论再怎么美味,它的选择也只会是草。
不过,我们讨论的并不是“山羊”,“山羊”不会来到这里,来到这里都想“吃鱼”或者“吃肉”。
正因为摇摆不定,才会发出“写点什么”的自问。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用“纠结成”一个问题,而不是“纠结出”一个问题。
这不是巧辩。“出”是结果,在后;“成”是蕴含,在前,在中,也在后,是纠缠在一起的,所以是“纠结”。
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种纠结,“写点什么”的纠结。
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想写作,怎么会有自问“写点什么”的纠结?他如果有这种自问,又怎么会是真的想写作?
这是个悖论,悖论里藏有真相。真相是:这人不是真的想写作。
文章开篇,笔者对“写点什么”作了个黎明的比喻,比喻的本意是想要说明:我们发出“写点什么”的自问时,首先处在这个问题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写作前的预备阶段。
这个比喻并不怎么恰当。黎明也好,黄昏也罢,迎来白昼或者黑夜都是必然的。而我们问出“写点什么”时,却未必会真的写作。
问出“写点什么”时,发问的人本就是摇摆的,他不是真的想写作,只是忽然有了兴致,这时他的“想”是“意想”,是感情上的想,几乎没有什么理性可言。这时候,这种“想”就是“假”想。
虽然是“假”想,但确实想了,他就必然要发问:“写点什么?”
只要发问就进入了“写点什么”这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即第一阶段。要度过这一阶段,就要解决这两个疑惑:
一、我该不该写作?
二、我能不能写作?
第一个疑惑,是对自己“有感而发”的重要性的质疑。
第二个疑惑,是对自身写作能力的质疑。
要从“假”想到“真”想,就必须解答这两个疑惑。
第一个疑惑,我们的有感而发是否值得写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经历也好,知识也罢,实在不足以为外人道,写出来给谁看呢?写出来又有谁看呢?
有一个答案,很好地规避了这种落寞:写给自己。
这实在是一个很聪明的答案。不少人凭借这一答案,跨过了第一个疑惑。这是一件好事,却不是一个好的答案。
这个答案里暗藏了一个新的疑点:既然文章是写给自己的,又何必写出来?或者,写过了,抛在脑后也就是了,何必留存?
没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即便是只做日记的作者,也不愿把他的心血抛掉。因为写作从来不是只写给自己的,因为这样的写作违背了文章的本质。
引用叶圣陶老先生的一段话:
凡是文章,都是从作者的笔下写出来的,作者在自己的经验范围以内,对于一事、一物或一理、一情,有话要告诉大家,这才写出文章来代替言语。
这便是文章的本质,写出来便是有话要告诉人,只是告知的对象不同。写论文的,要告知同行业的人;写诗的人,要告知爱诗的人;写日记的,也不会总把它藏起来,总有一天要拿给旁人看,或者成为回忆录,或者成为自传,最不济也要拿给未来的自己。
如你写作,只想拿给未来的自己,那“写给自己”的理由便足够;如有一天不再只写给自己,或者本来就不止写给自己,那就要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思考:
“我该不该写作?我的有感而发是否值得写出?”
文章的本来作用,是表达我们的观点,阐述我们的所见,宣扬我们的思想。文章本来就是把我们介绍旁人。这种介绍是自由的,不强制要求旁人聆听接受,只有愿意接受的才能够接受。
譬如,我作的这篇文章,不知要多少人看过,但读者们认同与否,我并不知晓。认同的,或许会点个赞,不认同的,绝大多数懒得数落。但不论认同与否,我都不曾强制人来看,他看到了,就是接受了我的介绍,至于认同与否就又是另一遭事了。
所以,文章向来都是写给想看的人的,写给有缘人的。
那些有感而发的写作,本来就没有值得与不值得,本就没有该与不该。于赞赏你的人,你有过想法而不曾写出,他只会叹息;于不赞赏你的人,便作出旷世的文章,他也发声嗤鼻。
文章确是作出来昭示于人的,却不必一开始就念着“人家将怎样品评”“该不该写作”,只有文章作出来了,这些问题才可能有个答案。
既然“有感”,就要“而发”,无所谓“该不该”,我们本来就有表达自我的权力。
第二个疑惑,我的写作能力如何?换句话说,我能否将我的“有感而发”有效表达?
解决这个疑惑,并不难,因为它的答案只有一个:去写作。
要检验自己某方面能力如何,就只有一个方法,去做那方面的事。
一个人若是在开始一件事前就怀疑自己的能力,那通常只有一个原因:害怕失败。
问出“能不能”时,就在为自己的失败寻找退路:我不曾写作,也就不存在不能写作,我只是不曾写作。
于是,“能不能写作”,成为最大多数人开启写作的绊脚石。
因为不能承受失败,到不如承认“不能”,于是可以等到“能”时再做,而那个“能”时不知不觉便是一世。
我们大多数人,都太过脆弱,我们像严冬里房檐下的冰溜子,锐利、晶莹却经不起一点儿磕碰。我们最容易欣赏项羽,也最容易成为项羽——我们能做百战百胜的战神,却承受不起一次失败的折磨!
真正的成功者是刘邦,也只能是刘邦,他顽固得像一团烂泥巴,没脸没皮,越踩越泥。
解决“能不能写作”的疑惑,只要想要写作者“反脆弱”。
决心表达自我,决心“反脆弱”,我们想要写作,才从假想变成真想。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写点什么”的第二阶段。
从有感而发的写点什么,会在进入真想写作的状态后逐渐变成“无感可发”。
正因为“无感可发”,才会问“写点什么?”
于是,抓耳挠腮,为赋新词强说愁。
还是叶老的那句话:
凡是文章,都是从作者的笔下写出来的,作者在自己的经验范围以内,对于一事、一物或一理、一情,有话要告诉大家,这才写出文章来代替言语。
有话要讲,才要写出文章来代替言语。既然本来无话可讲,何必非要“写点什么”?
有人要恼火:我本来真想写文章,才来写文章,现在不去写了,又算作什么?
人人都愿做多产的作者。似乎只有产的多了,量变才能积累成质变,才可登堂入室,才能抢占鳌头。
这想法本来没错,但作者不是只靠不断地写作就可成为优秀的作者。
我们都知道“学问”的故事:有个父亲为他两个儿子留下一幅“学问”家产,要他们务必谨记。兄弟两个要分家,“学问”一分为二,哥哥得个“学”字,弟弟获个“问”字。兄弟倒是谨记父亲的教诲,一个学不停,一个问不止,到头来,学者只知学,问者只知问,谁也担不起“学问”二字。
写作也是学问。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秀丽地大山,山上枝繁叶茂。写作,是把老树变作木材,成为有价值的东西。山大林茂,却也经不起日夜砍伐。要想山林永盛,就要栽下新的树苗。
于写作,写是“问”,是“砍伐”,是输出。写得多不是坏事,但只写不行,还要“学”,还要“栽种”,还要输入。
我们读了叶老的话,便知道“一事”“一物”“一情”“一理”都可做“有话要说”。再接着读叶老的《七十二堂写作课》,便知道了记叙文怎么写,说明文怎么写,议论文怎么写,抒情文怎么写,于是我们至少有了四个写点。
这是输入。输入后还可以输出,毕竟世间本就不过事物情理四字。
处处留心皆学问。写作者不可以不留心生活、不观察生活、不思考生活,把生活的点滴记录,并结合到事物情理中,又怎会无话可说?
决心表达自我,决心“反脆弱”,决心学海里写作,假想变成真想,怎么会困惑“写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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