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封锁》是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写的是电车上的“邂逅”，一种微妙的情感。“封锁”或许是现代的隐喻，揭示某类困境。我在此以爱情的视角切入，试作随性之解。
“封锁”其实就像你在公交车上等红灯的情形，那一段时间里，世界突然停下来，短短的几分钟。逼仄的空间便与外面隔绝，自成一体。你该做点什么呢？从来没想过。普通人就是这样，当眼前的事物逐渐清晰的时候，他却视而不见，更何况是打乱它们的次序呢？但张爱玲不普通，我相信她一定坐过电车，就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并且，她还从中发现了某种“奥秘”。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小说以“开电车的人开电车”作为第一句，足以看出张氏眼光的“毒辣”。“开电车的人开电车”，说明开电车的人一心只在开电车上，此外无他，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开电车的人”，甚至是电车的一部分，他是不用思考的，所以“他不会疯”。这让我想起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个人变成大机器的一个部件，不停地运动，运动。
如果电车一直开下去，那么故事就不会发生了，恰恰碰到“封锁”。封锁意味着停下来，停下来就“麻烦”了。于是乎——
“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为什么惧怕？因为他们开始思考了。
“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重量”？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自我，想要说点什么来填补眼下的“空虚”。
比如“靠近门口的几个公事房回来的人”开始谈论别人——
“总而言之，他别的毛病没有，就吃亏在不会做人。”
“说他不会做人，他把上头敷衍得挺好的呢！”
真像两个政治家，在商讨合适的人选，这个“他”显然是有可取之处的。
而一个妇人在提醒他的丈夫“别把裤子弄脏了”，随即开始思考：“现在干洗是什么价钱？做一条裤子是什么价钱？”
此时的男主人公吕棕桢也开始了他的“思考”。起因就是看到那个丈夫手里的“熏鱼”，他立马联想起自己的妻子。她居然让他这样体面的一个男人去“弯弯扭扭”的小胡同里买包子！成何体统！这是多么有失身份的事情啊。他转念又想到“封锁”可能会耽误晚饭，包子可以派上用场。包子被包裹在一张报纸里，粘住了几个铅字，他又看起报纸来。他不得不这样做。
“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
女主人公出现了。就在吕棕桢看向那个“头像一个核桃”的老头子的时候，吴翠远映入了他的眼帘。她正在改作业。当然，吕棕桢并不知道她老师的身份。看起来就像个学生。吕棕桢不知道的还有，吴翠远也在“思考”，这种思考正好与吕棕桢的抱怨呼应着。前者想的是“女人”，那个让自己“不堪”的妻子，而后者则在改作业的时候鬼使神差地写了个A（在英语评分里，这是最高等级），并不是因为这位同学写得多好，而是因为他写的东西“打动”了她：他破口大骂，毫无顾忌，什么“红嘴唇的卖淫妇……大世界……下等舞场与酒吧间”之类，像个男人，而且是“胆敢这么毫无顾忌地对她说这些话的唯一的一个男子”。同样也“抱怨”，学校里的破事，家中的抑郁氛围等等。“生命像圣经，从希伯莱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这种情况下读圣经解决不了问题。我看到这里，隐隐猜到接下来应该要发生点什么。前面的暗示已经够多了。
这里还需要一个“契机”。对，契机。如果你是男主人公，你会找什么理由去搭讪呢？横冲直撞肯定是危险的。接下来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一个医学生的写生，引起大家的围观和议论，二是吕棕桢偶遇他的一个亲戚，“是他太太的姨表妹的儿子”，一直在觊觎自己十三岁的女儿。吕棕桢大概对这种热闹不感兴趣，自己一个人呆着，这才会提前发现董培芝，也就是他的那个亲戚。怎么办？他必须躲着他。契机来了！他呢，又恰好看到了吴翠远，不偏不倚。你想啊，此刻要想避开自己的穷酸亲戚，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聊天的对象，女的更佳，吴翠远完全符合。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来得好，不如来得巧。两个“空虚”的人终于相遇了，好戏上场。
搭讪无非就是从“闷”开始，“封锁”时期，正常不过，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开场白。吴翠远自然领情，她发现了吕棕桢的那双男人的手，他期待的。何况，这双手的其中一只还搭在她的背后，十分暧昧。两人的关系瞬间被拉近。其实吕棕桢早就发现了这位女士，不然他说不出“你知道么？我看见你上车，前头的玻璃上贴的广告，撕破了一块，从这破的地方我看见你的侧面，就只一点下巴”这样的话来。他也知道，这位女士不是他喜欢的类型。有什么关系呢？开口的那一刻，都收不回来了。
不妨推测一下，封锁带来的“闷”是一种可意识到的“空虚”的具体形态，这种“空虚”折磨着电车上的人们，尤其是男女主人公。所以，问题并不是男女主人公如何——男的是否英俊潇洒，女的是否风姿绰约，不是的，这个情景足以改变原先绝无可能的局面。你看，吕棕桢逐渐感受到吴翠远的“风韵”来了，“拆开来一部分一部分地看，她未尝没有她的一种风韵 ”。吴翠远变了么？没有！只是吕棕桢重新审视她罢了。
既然话匣子打开了，那么一时半会儿就停不下来了。两人所聊的话题越来越深入，先是学历，这无可厚非，再是工作，更进一步，接着居然聊到了家庭，吕棕桢一开口就说出了他的太太。这是不是太过草率了？不，他这样说肯定已经憋了太久了，现在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说话的，岂能不说个痛快？哦，原来是他的太太不理解他，问题就演变为“婚姻”的不幸了。吴翠远一个劲点头，受过高等教育的她，还受到西方开放思想的影响，理应理解他的。吕棕桢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个戏剧性的时刻突然降临：“街上一阵乱，轰隆轰隆来了两辆卡车，载满了兵。”他们俩一齐向窗外看去，等回过头来，吕棕桢看到了另一个吴翠远：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他看着她，她红了脸，她一脸红，让他看见了，他显然是很愉快。她的脸就越发红了。吕棕桢找到了作为男人的久违的快感。当他们俩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之后，“空虚”便永远无法填满了。这是可悲的，同样也能带来短暂的欢愉。
你可以想象男主人公吕棕桢侃侃而谈时的眉飞色舞，也可以猜到女主人公安静聆听时的娇羞妩媚。像一对热恋中的男女，他们说啊，不停地说，如同再不说世界末日就要来了。吕棕桢甚至想过要“重新结婚”，对象嘛，不用说。对面的那位心里有数。她一度掩饰内心的雀跃，但当他听到他说“你不是自由的。即使你答应了，你的家里人也不会答应的，是不是？……是不是”时，他不禁怨恨她的家人，然而，晚了。有人在远处喊道：“封锁行将开放！”吕棕桢顷刻间清醒过来：“不行！这不行！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你是上等人，你受过这样好的教育……我——我又没有多少钱，我不能坑了你的一生！”有补救的办法吗？吕棕桢想到一个，他向她要了电话号码，可究竟还是于事无补。吴翠远报出电话时，吕棕桢或许已经听不到了。封锁开放，意味着人们要回到“物”的形态了，空虚也随即消逝。一块石头空虚吗？你去问问它吧。小说的结尾处，一只灰壳虫现身，宣告故事的结局。不再停留，也就不再相爱。
张爱玲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她写《封锁》的时候并不认识胡兰成。某天，胡兰成读到了这篇小说，思忖良久，拍案叫绝，一定要见见张爱玲，托了苏青去联系，这是一种停留。张爱玲见过胡兰成之后，倾心不已，彻夜长谈，她也停留了。他们是否填满了这无尽的“空虚”呢？无人知晓，只是后来胡兰成又上了“电车”，开走了。张爱玲没有去追，根本不用。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封锁》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普通人的传奇”——即人对空虚的反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奇”；而大时代的动荡下普通人的不安与躁动恰恰体现出那种“被抛入性”，爱情也无非如此，瞬时的游离能解决问题吗？不得而知。但无论成功与否，至少是值得一试的。张爱玲因此绝望了吗？也倒未必。
《封锁》原文阅读https://www.douban.com/note/57926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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