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备课的时候看《非暴力沟通》第十二章《重获生活的热情》中的内容，恍惚间回到了几年前。
我还记得那时豆豆还小，我第一次做妈妈，非常焦虑，生怕哪里做得不好做得不对影响孩子的一生，这样的焦虑也牵连到了家里人。我身边那个那人是受伤最严重的一个。我和老人家的关系也因为孩子的养育问题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濒临抑郁。我记得那时，我经常莫名其妙地流泪，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发呆，我不想说话，不想上班，也不想带孩子。最严重的时候想到过死。也想到过离开这个家。有时上课上着上着，就莫名其妙地想要大哭一场。就在去年，我都还把自己关进房间好几次。我曾经几次走到心理咨询科诊室外面，我很想寻求医生的帮助。但是我不想被贴上“抑郁症”的标签。
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聊天，他跟我说，没事的，抑郁症就像是感冒，平时的感冒是身体不舒服，抑郁症这种感冒是心里不舒服。感冒总会好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于是我给了自己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看书、关注各种相关公众号，也和不同的人聊天。后来我接触了非暴力沟通，知道了自由写作，学会了冥想，知道了自我倾听和自我接纳。
我花了快五年的时间，终于找回了自己，重获了对生活的热情。
在我家的书架上，有很多身心灵成长的书籍，还有关于心理疗愈，关于抑郁症的一些书籍。那些书都是陪伴我度过那段日子的良师益友。但是陪伴我最久，对我帮助最大的一本书，非《非暴力沟通》莫属。接触这本书，学习和实践非暴力沟通，让我学会了与自己对话，让我对自己有了清晰的认知，让我学会了表达自己的感受，让我知道了用合适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请求，也让我更加理解身边的人，特别是我的丈夫和孩子。我看到了自己的真实需要，我也更加容易地看到了家人的需要。我学会了接纳自己、爱自己，这让我更有能量去爱我身边的人。
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一个完美的妻子，我也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妈妈和完美的妻子，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我能做的是，在我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支持我周围的人，但前提一定是照顾好自己。
以下内容来自《非暴力沟通》第十二章《重获生活的热情》：
用非暴力沟通代替诊断
许多年前，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心理医生，我接受了九年的培训，并获得了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不久，我有幸旁听了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与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关于精神疗法的讨论。在讨论中，布伯质疑，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当作心理医生，他是否还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人面对心灵的创伤。布伯当时正在访问美国，他和罗杰斯一起受邀来到一所精神病院进行公开的讨论。旁听的人都是精神病学领域的专业人员。
布伯的观点是，个人的成长是通过与他人的坦诚交流来实现的——在交流中，彼此能够自由地表达内心的软弱。他不相信，这能够存在于心理医生与其顾客之间。罗杰斯同意，坦诚是个人成长的先决条件。但是，他相信，出色的心理医生能够超越他的身份，来坦诚地与顾客交流。
布伯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只要顾客把自己看作是顾客、把医生看作是医生，即使医生愿意与顾客真诚地交流，这样的交流实际上还是不可能的。他评论说，顾客预约看病的过程，以及花钱来解决问题，使医生和顾客之间的交流很难不受其身份束缚。
他们的对话回答了我长期以来对分离疗法的困惑。在我所接受的教育中，分离疗法被认为是心理分析疗法的金科玉律。根据分离疗法的理论，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医生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要是十分不专业的，有经验的医生则会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在治疗过程中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并避免因个人内心的冲突造成对顾客的伤害——他们就像一面镜子，让顾客充分投射他们的情感，然后，他们会作出诊断。我理解分离疗法的理论。然而，对于保持与来访者情感的距离，我总是觉得不太舒服；此来，我相信，在治疗的过程中，表达个人的感受和需要是有益的。
于是，我开始试着用非暴力沟通的语言来代替医疗术语。我不再根据我所学习的心理学理论来分析来访者的心理特点，而是用心去体会他们的话，并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在开始时，我很担心。我不知道，对我的做法，同行们会有怎样的看法。然而，效果却是非常好，不论是来方者还是我自己，都十分满意。很快，我就不再有任何顾虑了。在35年后的今天，心理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投入自己的情感，已不再被被看作另类了。可是，在那时，我却经常被心理医生的团体邀请去发表演讲和做现场示范。
有一次，我被邀请去演示如何运用非暴力沟通来帮助处于极度痛苦中的人。地点是在一所精神病院，参加的人很多，都是精神病学领域的专业人员。讲解了一个小时后，他们请我当场会见一个病人，分析她的病情，并提供治疗建议。那是一位29岁的女士，她有3个孩子，我们谈了约半小时。在她离开房间之后，负责治疗的几位医生提出一个问题：“卢森堡博士，请作一下判断。根据你的意见，这位女士是患精神分裂症还是药物性精神障碍？”
我回答说，对于这类问题，我感到不太舒服。我曾在精神病院工作，但从一开始，我就无法将病人归到某种特定的精神病类别中。一些研究报告显示，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专家对那些医学术语也没有一致的意见。这些研究报告还指出，精神病医生所就读的学校比病人个人的特点对诊断的结果更具影响力。
我进一步说，即使精神病医生对这些术语的运用具有共识，我也不想用它们，因为我看不出这么做对病人有什么好处。在物理医学领域，病理分析常常可以为治疗指明方向；但我不认为，这种方法适用于所谓的精神病学领域。根据我的经历，在医院的病例讨论会上，医生们要花大部分时间来讨论病人是属于哪种精神病类型。当预定的讨论时间快要结束时，主治医生也许会请求其他人帮助制订医疗计划。然而，这类请求通过会被忽视，因为大多数的人倾向于继续争论。
接着，我向他们解释我的做法。我告诉他们，我不会去分析病人有什么毛病，而是问自己以下的问题：“她现在是什么心情？她有什么需要？和她在一起，我是什么样的心情？我的心情反映了我怎样的需要？我想请她作出什么决定或采取什么行动，以使她能快乐些？”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将会提示自己的内心活动以及个人需要。同作诊断相比，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深深体会到我们作为人的弱点。
另有一次，我被邀请去讲解如何向精神病人介绍非暴力沟通。参加现场演示的是15位被诊断为慢性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大概有80位旁观者，其中有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社会工作者，以及修女。在我介绍自己和讲解非暴力沟通的时候，一位病人说了一句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话。考虑到他被诊断为慢性精神分裂症，我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他在胡言乱语。于是，我对他说：“你好像没有听懂我刚才的意思。”
这时候，另一个病人插话说：“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接着，他向我解释那位病人的话和我刚才对非暴力沟通的介绍有什么关系。听了他的解释，我意识到那位病人的话确实与主题有关。想到自己刚才轻易地将交流中的困难归咎于对方，我感到很难过。我希望，在听不明白的时候，我可以请对方作出解释，例如：“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想知道你的问题和我对非暴力沟通的介绍有什么联系。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除了这个短暂的插曲外，整个过程进行得十分顺利。旁观者对病人的反应感到意外。他们问我，我是否认为这组病人碰巧是特别合作的病人。我回答说，一旦我不把人当作诊断的对象，而专注于彼此作为人的感受和需要，人们通常都会有积极的反应。
接着，有参加者说，为了有更多的学习机会，他想请几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来参加现场演示。于是，之前参加演示的病人和旁听者中的志愿者交换了位置。在接下来的讲解中，我发现我很难向一位精神病医生解释清楚分析与倾听的区别。只要小组中有人表达自己的感受，他就开始运用精神病学的理论进行分析，而没有用心体会。当他第二次这么做的时候，在旁听席的一位病人大声喊道：“难道你看不出来你又在做同样的事情？你是在分析她讲的话，而没有用心体会她的感受！”
通过培养非暴力沟通的意识和技巧，我们就可以在真诚、开放的气氛中与他人进行平等的互动，从而帮助他人摆脱心理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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