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鹿鼎记》是金庸集大成之作。主角的设置上，金庸这部小说对自己的颠覆可谓硬朗果决。群侠之后韦小宝的出现对于崇儒的作者来说，无异于武学禅理皆精的伽星大师为逼出七年面壁的胡不愁，最终默许万老夫人去撕开水天姬的衣裳——是禅关求破，再不留后路。
然而不同于人设的惨烈和肆无忌惮，《鹿鼎记》在戏剧性的运转上用力却格外游离内蓄。与《天龙八部》扑面而来的命运洪流相异，《鹿鼎记》的悲剧感却是藏掖在荒诞繁华的闹剧里的——它并没有迷信宿命，而是转向了无奈的智猪博弈建模，然而经济学世界中的残酷，其实是更甚于史诗和玄学的。
我曾说我看金庸最钟爱的男子是中年时候的郭靖——有担当有气概，在脱离了少年荷尔蒙的年纪，依然甘心去为知其不可为之事。大抵因为我总喜欢有点坚持的人吧。这坚持越被证明无用，我便越能变态地得到一种悲壮的慰藉——人们说这是知识分子的死犟，也是我国大敌当前时华夏一脉操守气节最终难以保全的原罪。
郭靖式的坚持在崖山之后汉人们经历的第二次中原易主时，投射到《鹿鼎记》里无所依傍，就转变成了陈近南。
经过了元代百年洗劫，要在明末坚守仕的贵族性要远比在宋末更为狼狈。而作为智猪博弈里无可奈何的大猪，陈近南的付出，较之宋末气血犹存的顾盼自许，则似乎更多是出于一种仪式献祭的无奈。这大概也是他对韦小宝百般容忍至乎宠溺的原因所在——陈近南要传承春秋以降的士大夫精神，无可逃避，而韦小宝是纯粹的明代水土养出的无赖儿郎，不具备任何对枷锁型仪式感的感应，仿佛破石而出的猴子，价值观有自己认同即可——虽然简简单单一个义字当先也几乎要坑死了韦小宝，但无论如何，他活得总比师父舒服写意得多。
这种割裂和自由该是能令陈近南得闲时分，轻轻叹口长气的。
所幸陈近南的闲暇时分不多。
金庸说塑造陈近南时起的蓝本是诸葛亮，其实我并不十分同意。这个人物的智计武功都并没有那么出众，其可贵也并不在此。
论办事能力思路缜密，他不如海大富；论政治判断官场生存，他不如索额图；论逆势急智转危为安，他不如苏荃；论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不如康熙；论忠君爱国侠肝义胆，他可能更不如天地会大多数兄弟——武功更不用提了，以陈近南这么珍重身段的人，如果不是对自己并没有足够的自信，何至于去练凝血神爪这种阴损带毒的功夫还当众使出来呢？——其实陈近南的特点在其思想意识的极度超前和文化观念的极度保守。也正是在两者的不断碰撞之中，其不足调控全局手腕才更能令人看得憋气揪心。
金庸在场景设置上安排得很是巧妙，陈近南每次出场都是豪杰簇拥，就更显出心灵的常年冯虚御风不知所止。他确确实实在疲于奔命，也实实确确是捉襟见肘。柳江风雨夜吴六奇高唱《沉江》，陈近南脱口和歌：“千古南朝作话传，伤心血泪洒山川”，而后意兴萧索地说：“大业艰难，也不过做到如何便如何罢。”这种拖一日算一日的颓丧感比之郭靖吟鞭东指那句“我与你郭伯母谈论襄阳守得住、守不住，谈到后来，也总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後已’这八个字”，虽然意思类似，心气胸次却差得远了。
我想究其原因是因为陈近南的奋斗支柱是对主公和人民终将觉醒的冀望和一点对民主意识的朦胧感知，一切既不能明朗也就更令人感到无力，而郭靖的奋斗支柱却是自己固有的三观信念，骨血分明无可争议，既有外生内生之别，也就自然会形成不同的主观能动性——而这其实也是皆有一死，但郭靖令人钦慕仰止，而陈近南令人叹息怜恤的原因所在。
陈近南远比郭靖适合成为舞台形象或祠庙泥偶，只因看客们心里真正惜悯又怒其不争的，其实是那个同样为不可知的将来而忧怖，却又只能硬着头皮前行的自己。
然而其实这个人物本身，本来比一个脸谱化的愚忠臣子是丰富得多的。
首先是领先于时代的政治理念。
天地会按行省分堂，前五后五，各由香主代管一方。香主人选上虽然名义上是总舵主委派，但崔瞎子也说了： “规矩虽是如此，但历来惯例，每一堂商定之后报了上去，上头从来没驳回过，所谓委派，也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
在一把手人选上，陈近南给了每个堂极大的自主权，同时也并没有彻底放弃掉对之的全部控制。有老香主临终指命作为基础，可以保障堂内权威传承有序，而后靠各堂商定环节来进一步确认底层基础——这过程中自然也有暗线随时对他进行通报（青木堂吵得不可开交时他能及时出现便可见一斑，有人考据内线是根正苗红的唐王旧部徐天川，我觉得有可能），而但凡总舵主具有足够的声望且保留着委任权，就是从头到尾全不管事，也可在最后以“不驳回”这个不动而动空手套白狼的举动来卖新香主一个大面子。而同时，陈近南也能以民主的名义来废掉香主（“明天倘若他胡作非为，扰乱青木堂事务，有碍本会反清复明大业，咱们立即开香堂将他废了，决不有半分姑息。”，开香堂就类似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啊）——十个堂都这么运作，既有民主的外衣又能通过陈近南的威望和话语权得以互相联系呼应，这已隐隐然有陈炯明式联省自治的实验意味在了。
青木堂这一支由于老香主被害身亡，李力世和关安基竞选香主一节已有了民主推选的影子（而当然选举现场也如许多民主国家遭人诟病的一样结党拉票有纲领无内容，同时由于选民素质水平普遍偏低，考量要素还停留在脾气人缘武功等等不干紧要的点上），这种风气和陈近南治御下整个帮会政治氛围有很大关系，也是天地会整个组织的凝聚力比洪七公时期的丐帮要基础牢固的原因之一。
进一步说，陈近南还是非侠的。他平和得几乎从不失态，甚至半点不像个武侠小说里的人——是的，他本身就不是侠客，不是我们少年时代心许的那种有血性有肝胆，能以绝世武功出入敌阵杀个淋漓快意的侠之大者，而是个具有政治抱负的思考派。
与天地会大部分的平民阶级不同，陈近南的组织理念是发展和可持续的，而从来不是多快好省大跃进。然而这种思路太过超前，尤其在天地会的短视文化水平层面几乎找不到共鸣者，却反倒是韦小宝这种政府依赖型资本主义小滑头能稍微明白师父的心思。
陈近南很明白枪打出头鸟的道理，没发展到足够大时，他对天地会的定位一直是为正规军起辅助作用的情报组织，而不是正面对抗的水泊梁山或一大群荆轲专诸。他心里比别人都看得明白，政府强势但政局不稳的当下，借力打力要比吸引火力强的太多。多年以来通过韦小宝的眼睛能看得出，陈近南一直在四处奔走，但没有一次是在组织暗杀活动（刺杀鳌拜的事情明显是青木堂报仇加内部争权的产物，而非出自陈近南授意，甚至他后来还委婉地提出了劝诫），而都是调度和外联。
从他调停天地会和沐王府的事情就能看出，他身上并没有侠客的偏执和知识分子的固执——拥唐、拥桂还是拥鲁这样的国本之争按理说对于脸谱化的忠贞臣子而言——至少在表面上——该是一种信仰式的坚持，但陈近南呢？虽然他也有自己的立场，却完全没有为它与谁拼个玉碎瓦全的热望——其实以陈近南对台湾的态度可以看得出，他的政治理念并不是儒家一味的尊王忠君，而是有点接近君主立宪的。他自己不集权，也并不推崇集权，更没有以弄权作为政治资本邀功的想法——这从他杀龟大会并没转辞让“锄奸盟”总军师给郑家（其实已经捞到了三省的盟主拿到了里子，一个空头衔卖给郑克爽那种草包绝对是一笔稳赚的政治投资），郑克爽找上门来质问他言辞上也没有丝毫服软可见端倪。他真正想要的，是能让他在降低内耗方面体现一定控制力的话语权，以及得以尽量少受到阻碍地做出帕累托最优选择的能力——归根结底是出自对资源的珍惜，是经济衡量而非侠客或政治的双极端。
里尔克有一首写玫瑰的诗：“贮存于寂默/无尽地开启/运用空间却不占有毫厘/自那空间/周遭事物隐逝/不具轮廓宛如浅色画底”——无耻地引申一下，我觉得其实这才是陈近南理想中的政治。
说到这里我又忍不住想叹口气，以陈近南的理想境界来看，其实他最适合的路子，是春秋时代的游列国而友君王或魏晋时代贵族世家的半仕半隐，而非朱明一代连隐的权力都被剥夺了的鞠躬尽瘁。超前的思想灵悟需要自由和尊重来奉养和捕获，然而陈近南却一直被传承有序的仕人文化道德束缚着，片刻不能喘息。这或许就是他时常显示出倦态和无奈的原因所在——那樊笼不单来自世俗的眼光和期待，也来自他自己。
陈近南身上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和国民性上承于宋代，那是一种诞育于悲观且理性之现状认识的细腻内敛，最终呈现为以坚守气节作为精神依托的自我动员。其实也就是西方人试图解释的——中国文人在民族自信心不够强的时候，往往通过用遵从近乎严苛的约束来为自己失败的可能性寻求精神庇护。
陈近南也跳不出这个怪圈。于是虽然他恍惚能感觉得到有个方向在吸引着他，且潜意识里也在有意无意地向这个方向试探，但其道德观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磁场，无时无刻不在给他施加一个方向不同的洛伦兹力。初速度和反向作用力的联合作用下，陈近南的实验和主张也就只能一步步减缓、扭曲，然后走向衰亡。
所以我总觉得，死在郑克爽手里对陈近南来说绝不是理想的幻灭——相反，这是他对自己身上绳索和束缚的最终致礼和解脱。他临死时依然脸含微笑，只在韦小宝要杀郑克爽时大为惶急——还是只因如若郑克爽死了，自己献祭的仪式也就随之轰塌，而抛却偿还他对道德约束的依恋外，这死亡本身并不能给他以任何意义上的所谓成就和升华吧。
陈近南总是死了，且不是以什么所谓精神还活着这种丰碑形象死去——他是个经济学模型里受budget line拘束着的人，是以活着的时候也不能具备郭靖之于杨过那样的精神感召力。在我心里，他既不是个卫道士，也便不再是个殉道者，他和我们一样有着尘俗社会的背负，虽力不从心风霜侵鬓，却为了自己看到的一线光亮，从没放弃一步步地向前走。
风雨如晦，我愿深望郭靖如望远山，但若能，我却只想静默无言，并与陈近南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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