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看朱光潜所著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先生“谈动”，其间“闲愁”二字可谓直击人心。辛弃疾在《丑奴儿·书博山道》里写“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那么我们这些二十一世纪的“草莓派”是不是同样的“为赋新词强说愁”?那我由内愁展现出的暮气也是扮大人的假愁？
龙应台《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写给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中写“这些压迫，当威权不在时，倾巢而出，无孔不入，渗透进入品味低劣到近乎侮辱的电视节目，进入企业管理中对员工人权的践踏，进入新闻媒体的作假和垄断……”，那么你是否有感受到这一份压迫呢？
《白夜行》
我们当今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坦言我并不知晓。我仅仅感受到的是浮躁、冲击，和一条不知该往哪走的路。
朱光潜先生在《谈静》里说“物界永远不会沉寂”，《谈动》中说“服从自然”，“愁生于郁，解愁的方法在泄；郁由于静，求泄的方法在动。”因此“尽性”在于充实，而如何充实来自琐碎和爱好。
“野火”的中心信仰：“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个人的独立发展来自哪里？答案来自菲利普·罗斯口中的“文学、知识和语言”，而这也是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原因。
今天的中国，在大的方面上实行着九年义务教育。与此同时，我仍然可以感受到“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无所不及的敌人”的影响，自由主义的制度下，这里是“绝对娱乐世界”。
每个人都应该看书的，文学和术业有专攻之间没有任何隔阂。选择写作和喜欢看书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文艺青年”在当下是个让人讥讽的词汇，你是否敢于承认自己是文艺青年，我是不足以称为文艺青年的人。
我们怎样战胜“以庸俗浅薄为时尚”这类“敌人”？在主张全方面发展人才和“尽性”的双重标准下我唯一的提议是立冰心先生之言“多读书，读好书”。
写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件既痛苦又欢愉的事。痛苦之处在于创作的过程，心有所想，词不达意，航线偏离；欢愉之处在于我无法放弃它，它自一年级我第一次动笔伊始陪伴我十三余载，岁月间偶有停歇不曾断更，藕断丝连般载入我的生活、情绪。
季羡林在《季羡林谈写作》“怎样写散文”篇中说“在整篇文章的气势方面，也不能流于单调，也不能陈陈相因。尽管每个作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应该加意培养这种风格，这只是就全体而言。至于在一篇文章中，却应该变化多端。”
“狭窄”散文之于季羡林先生与其他文体有很大不同，用先生自己的话是“有偏爱，又有偏见”。而我写东西的“道”在哪里？思来想去最好的定义还是散文，议论和抒情均有的文体，应该最不容易犯错吧！
文学的境界在哪里？引《野火集》中引论伊凡·克里玛所言“文学没有必要四处搜寻政治现实，或甚至为那些换来换去的制度烦恼；他（卡夫卡）可以超越它们，同时依然可以回答制度在人们心中唤起的问题。”
我今日“立他人之言”的狐假虎威想来必为克里玛和卡夫卡所不齿。文学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一张写着答案的白纸，寻找自我的归途。姜文在《圆桌讲究派》中谈“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对待自己”，我希望我们都不是“有点这样志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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