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开始爱做梦。梦就像一把勾索，总是引导我走向那两棵银杏树间。
“华，回家吃饭喽。”
正在银杏树下玩泥巴的我，一把被父亲抓起跨坐在肩上。坐在父亲扎实的肩头上，我已习惯于观察别人。
“老赵，赶紧回家，嫂子病了。”张老师匆匆走过来，脸上急切的样子。
父亲加快了脚步。
进入被称为简易棚的屋子，同大院的老师们都在。看到父亲进来，人们悄悄闪开一条道。母亲躺在床上，脸色保持着那常年由于心脏不佳而特有的一丝绯红。原是军医的赵校医将听诊器重又挂回脖子上，站起身严肃的对父亲说:“不能再等了，必须去北京治疗。”此时，胖胖的李校长走进来，这位曾经的抗日英雄，手一挥做出决定:“就用我的吉普车送你们去。”母亲声音微弱的答道:“谢谢李校长。”而那时就是县委书记也没有专用的车，父亲的心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父亲和母亲开始了常年奔波于北京、上海治病的生涯。哥哥、姐姐都上了大学，只有我留在家中独自长大。
“华，你在家吗？”门边伸出一颗秀气又稍显稚气的女孩的头。
“是娟儿啊，快进来坐。”揉着面团的我忙招呼着，“我的手占着，自己拿凳子坐。”娟拉过小板凳坐下来，兴奋地说:“银杏树的果子掉了一地，下午我们去捡，好吗。”
“好。”对于这个小姐姐，我从来不会说不。
下午的阳光炙热而绵长，我和娟儿拾着果子，用力的在土中搓，剩下坚实的核。“我们来过家家。你是老婆，我是当家的。”娟儿命令着。
“我不当老婆，我是当家的。”我开始带着哭腔。
“平时都是你生火，你不当老婆当什么。”
火升起来了，银杏核在火中爆裂，绿色的果肉在嘴里是一片醇香。
暮色里，坐在银杏树下，娟儿的妈妈也就是刘姨正一口口喂着我饺子，
“好儿子，真乖。”
我的上衣袖子开了线，刘姨忙拿起针线缝起来。
望着刘姨的样子，我的心中不断重复着妈妈、妈妈。
父亲母亲终于回来了，我重又过上安定的生活。
一天的下午，父亲开始挖着一颗巨大的树根，光着肩膀的父亲肩上闪着光亮，张老师走过来，关切的问，“老赵，你这是干什么？”
“能卖钱呢。欠了大伙的钱我心里难受。”父亲有些哽咽，这时的我才真正了解背后的父亲。
一个下午，父亲兴冲冲的回到家，手里拎着一条有着稍微有些肉的肉皮，“咱家欠了钱，没让你吃上肉，爸爸亏了你了。”肉皮在锅中翻滚，父亲夹了一大块放在我碗里，“吃”，口里咬着肉皮，眼泪却不自觉流下来。
父亲看到流泪的我，忙转过头去，口里说着，
“快吃，快吃。”
那两颗大银杏树承载着我的记忆，我的流连，也承载着父辈留下的博大的那一种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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