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秋天比以往要来得早一些。秋蝉在油亮的杨树叶上不知疲倦地鸣唱；火红的桑葚压弯了桑树腰；蒲公英撑开小伞在秋风中快活地向空中飞舞……
我穿了身新衣服，背上那个黄色的帆布书包，心里觉着格外美气。今天是我第一次上学，昨晚兴奋了大半宿没睡，又高兴，又忐忑，迷迷糊糊才进入梦乡。现在我是新合小学一年级的小学生了。我不止一次憧憬着这一天的到来。每当看到村里的一些大孩子背着书包上学时的样子，我觉得特别的神气，也有几分羡慕。
我常到邻居三妞和五娃家里去玩，有时就拿他们的旧课本翻一翻。我觉得课本上满是字，没有小人书好看。其实，我更愿意看课本上的插图。我打开菲页，就看见两行楷行的黑体大字：mao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些字我原本认不全，只是后来，在我零星的记忆里，它们才慢慢变得鲜活和清晰了。这些语录在村仓库的墙上，学校的土坯墙上，村礼堂的石灰墙上比比皆是。都是些诸如“抓ge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抓gang治国”、“厉行节约”之类的标语口号。我懵懵懂懂地知道，这些都是mao主席他老人家提出来的。至于是什么意思，我只能似懂非懂了。
那些字呢，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产”字下边多了个“生”，“厂”字底下多出个“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还有一些字，笔画特别多。长大后，我才知道那些字属于繁体字，仍然在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媒体上使用。
五娃破旧的语文书上的一篇《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家里那时还有一本《雷锋的故事》的书，书中有这样一幅画面：少年雷锋上山砍柴，地主婆手拿柴刀砍伤了他。雷锋刚毅而坚强，眼里充满了仇恨；地主婆面目狰狞，眼露凶光。这样的一类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爱憎分明的种子。
三妞的成绩很出色，虽然家境清贫，她穿着得体而干净。她手臂衣服上别着的三道红杠杠的袖标，让我每次见着她总要平添几分敬畏。五娃哩，成绩稀里马虎的，他常常瞪着一对大眼，神秘地乍呼着我和几个未上学的孩子：“你们会数数啵？”一个孩子茫然地摇了摇头，另一个孩子表示，自己会数到十。五娃说：“那哪行呢？你们得学会从一数到一百，不然学校不会收的！”他的话让孩子们感到一种莫名的忧虑，就有几个孩子让父母锯了一段段竹节儿，用棉线穿了串成圈儿，整天价挂在脖子上，学着数数儿。
离我们家不远，临近柏油马路有一间连三的灰瓦土坯房子，这便是村里的新合小学了。全校大约只有几十名学生，三四位老师。其中除了我的班主任，当时有一位陈老师，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陈老师四十五、六岁的年纪，湖北麻城人，来本地多年，仍操一口流利的家乡话，甚至给学生讲课依然乡音不改。他戴一副黑色边框椭圆形的近视眼镜，镜片后闪动着两道锐利的目光。鼻梁又高又直，面色微黑，脸庞清癯。
他穿一件灰白色的四口袋制服，上衣荷包里插着一枝钢笔，锃亮的笔筒夹露在外面。多数的时候，他的这件制服上常沾染着白色的粉笔灰屑，用手一拍，无数的粉尘便在空气中散落开去。他并不在意，仿佛去掉了裹在身上的一层蛛丝，心中如释重负般油然增长了新的力量。
他在老师里年龄最长，教龄又长，德高望重，自然成了这所小学的校长。事实上，这一处有两间房屋原是他们家的住所，现在改做了教室，只是在旁边仍留着间小房，算是陈老师的新家了。 陈老师有个儿子就在我们班上，但陈老师并没有教我们的课。忽然有一天，陈老师被查出得了痨病，再也不能教书了。
后来陈老师家搬走了，回了麻城老家。 他们回到老家的第二年，听说陈老师便病重不幸去世了。学校为此还派专人去了他们家，给陈老师开追悼会，送他最后一程。 再后来，村里新建了小学，学校就迁走了。 这几间房子因长时间没人住，年久失修，慢慢坍塌了。
而今，某一天我路过故地，发现那里早已经是一片瓦砾，再也寻觅不到昔日的光景。残垣断壁处，杂草丛生，长满野花，几只蝴蝶在上面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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