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出路

文学的出路

      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晴雨表，能比较全面的反映时代的状况。但远不如睛雨表反映的浅显明白，作品好象是蒙了口罩说话，表达出来是含混的、朦胧的意象。大量素材摆在面前，我们必须经过过滤与沉淀，通过一定方法分析研究，从作品迎合什么，躲避什么，宣扬什么，反对什么，来分析它的初衷，来大致了解时代的状况。

        现在是一个思潮渐趋成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步的大社会。人们有许多动人的梦想，价值观只有形态上的小磨擦，不存在根本性的决裂。在社会舞台上，个人只是一句旁白、一个休止符，容不得提神运气，戏已经完了，就象大海里泛起的一点浪花。没必要思前想后，庸人自扰，是你的就去争取，不是你的趁早放弃。可是没人会甘心这样度过生命，还有许多可以想象的天地、要求的生活。高的浅的价值观，深层浅层的欲望，就象错综复杂的道路，在成功与失败之间，生活画卷从未如此恢宏，尽情展现着它的丑恶与美丽。

        和广阔沸腾的社会极不协调的是，我们产生的只是一些没有力量的、不知所云的、奄奄一息的文学。就象人类死胎的标本，除了医学工作者，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愿意去观察它。我们几乎要被铺天盖地的报刊杂志所淹没，被动辄销量上百万的畅销书籍所吓到，当我们静下心来，拜读这些作品时，却找不到乐于思考的问题，有启发意义的真理，看不到具有典型意义的个人，波澜壮阔的生活，找到的只有人云亦云的思想，似是而非的观点，面目模糊的主角，令人起腻的情感。作者对于作品的处理方式，无不让人感到价值观扭曲、时代错位、人格趋于分裂、精神发生混乱的人。人们的喜好不是随着自身的鉴别力，而是受着社会炒作和暂时评价的影响。可是在这个金钱万能的社会，有销量作保证，谁还有胆量去批评它呢？风花雪月、软弱无力、晦涩阴暗构成了这个时代文学特色。谁开始了这个混乱的局面，谁又想过要结束它呢？“终结者”是你我，还是另有其人，他是何方神圣，还只是抹了油彩的小丑呢？

        文学要寻求出路、走出怪圈、跳离沼泽，要给下一代人留下点东西，而不只是浮光掠影的印象。这个时刻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是停在原地？回过头来？还是勇敢跨过这个沟壑？希望后代看到我们的作品时，会说：“多么清新的声音！”，而不觉得是依附于时代的一道疤痕而已。要改变丑恶价值观在文学中的束缚，摆脱小资情调的影响，根除迎合低级趣味的写作方式，我们具体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又应该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下点功夫呢？

        “吾日三省吾身”，在写作上，这个“省”字功夫是万万少不得的。我们拿起笔写东西，就要问，这些东西是不是发自内心，它又能在社会上流传多久，是不是有它的价值。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讨论一下，作为文人最起码的道德是什么。宋濂借《秦士录》中的邓弼说“古者学在养气，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绝，徒欲驰骋文墨，儿抚一世豪杰，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这和孟子“养浩然之气”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作学问也罢，写作也罢，都是为了救世，为了使生命充满朝气，是成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个人作出的努力，是避免成为“置四海穷困于不顾”的冷血动物必修的功课。文学不是用来玩弄和消遣的东西，更不是用来写墓志铭，赚润笔费的技术性工作，这是文人必备的素质和修养。顾炎武在《与人书》中引用刘忠肃的话：“士以器识为先，一旦号称文人，便无足立观。”古人尚有如此见识，我们为何还做不到呢？从这个观点出发，注意写作的出发点，我们就不会产生膨胀剂式的、白开水式的作品，更不会产生无病呻吟的作品，说些自己都觉得脸红的话，也就容易做到“文如其人”，也就是使自己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会在报告会上是君子，在生活中是小人。

        文学要重振雄风，更要从大环境上，从生命苏醒、人性解放等根本性问题出发展开。曾国藩评论宋朝的空气：宽于责小人而严于责君子。其实几千年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对小人、乡愿宽容，对大丈夫、狂人苟刻。所以在这种气氛中产生不了大英雄，偶而产生的，也不能正确对待，不是跪拜便是唾骂。所以这个社会除了盲动热情的年轻人外，多的只是少年老成、未老先衰的一代人。他们不是夕阳，胜似夕阳；不是老朽，等于老朽。他们不理解李敖所说的“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其实换一句话说，就算青年人的没有一点道理，确实很天真，但不能以为多一些臭经验，就可以板起脸孔来教训人，尤其是利用不公平的手段来压制，他已经失去了青春，没有了勇气，所以就不允许年轻人有，他们“江湖走老了”，却要求年轻人“胆子变小了”，轻则训斥不知天高地厚，重则大棒子打来,真是可笑之极。于是年轻人也只好夹起尾巴，畏首畏尾，点头哈腰，做上一代人的奴隶，做教条的牺牲品。年轻人好像关在冰箱里，血液极难达到沸点的温度。反映到人身上就是人性扭曲,人格分裂,产生不了象样的思想,谈不上有朝气的文学。说的和做得不一样，表象语义和潜意识不尽相同。文学不是隔靴搔痒，就是语无伦次，或是搔头做秀而已。这些老年人：“他们的任务，不是千方百计地吸引新生力量来壮大、更新自己的队伍，反而是横躺在路上，挡住新生力量的前途。”

        有许多人讨论年轻人为什么会盲目的追星，会作出各种可笑的事情。以我看来，也不赞成。但老前辈们反对以后，不多做自我检讨，不认真反思，不去问问发生这种情况到底是为什么？所以会想不通，一直认为人心不古，认为一代不如一代。造成这种后果的，正是那些为老不尊、倚老卖老的，没有创造精神、反省意识的所谓前辈先人。一个人只要在二十几岁时拍了一两部好的电影，唱了一两首好歌，写过一两本好书，就可以吃一生、过一世。每次文艺汇演要和观众见面，每次创作座谈时要谈谈经验，在这种气氛下，如何去培养一代新人，不要说见不到百世不遇的人才出现，就是想见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情景也不大容易。年轻一代，他们荷尔蒙分泌过多，充满青春活力，但是上一代人留下的东西又如此贫乏，他们不追星，难道要追你们这些老头子吗？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没有为之奋斗的目标，没有榜样，没有信仰，连最简单的偶像都没有，既然现实社会没有可以渲泻的场所，至少在歌星的现场演唱会上可以吼、可以叫。象《上海宝贝》这类七十年代人的作品，长辈们看了会叹气，“现在年青人怎么会写出（看）这样的书”？”好象这一代人全是变种，是生活在孤岛上的鲁滨逊，是遗弃在森林中的狼孩，和他们生活在同一时期的长辈们没有任何责任，有也只是“个人”责任，没有“集体”责任。其实无论从教育上、从以身作则上来说，这个责任80%是要那些叹气的人负的。不知老前辈看过《香港制造》这部电影没有，结尾广播中播出的毛主席的话：“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段话把影片提升到了一个高度，也把前半段堕落的情调洗印出悲剧的意义。为什么会这样？不应该认真反思一下吗？

        除了认识问题上的反思外，更要在生命上加以反省，给新一代人让出道路。我们的教育体制，是不是存在太多的缺陷，是不是教育的人麻木不仁、没有朝气、缺乏想像力。是不是过多的把社会规范渗透进了人性道德，把进化法则演绎成游戏的唯一规则。大环境是不是有利于生命的自我修复和生长。我们给年轻人让路，不光在形式上，还要在思想上，不要把过多的成见加到他们身上，不要把过时理想的幽灵寄存于他们的灵魂。毛泽东曾在读书笔记中作过批语：“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为什么如此.. . 结论就是因为他们...精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科学上如此，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多给年青人让路，也就是给自己让路。老一代人挡住道路，也只会使青年一代走上邪路、多走弯路，甚至于不会走路。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她香火的延续、全面复兴的希望，都是落实在儿孙身上。尤其不要轻视年青人的力量，文坛一坛死水的现状，必将由他们结束，而新文坛的建立振兴，也必将由他们完成。

        世界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多学习其他文化的好处，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层次的反思，“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必须走出去，看看除了唐诗宋词以外，有没有更直接、更大胆、更有超越意义的思维方法和表达方式。只有通过比较，才可以发现局限性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语言比想法慢一个节拍，为什么会言不由衷，为什么少有高屋建瓴、直达心灵之作。分析一下唐诗到宋词、宋词到元曲的发展过程，它的原始驱动力是什么？是因为人们利用诗写作的形式山穷水尽后，感到情感表达上有很大束缚，老的形式已经严重阻碍了想像力和思维的发展。从寄赠朋友的“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到描写儿童“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蓬莲”，从描写怨妇的“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到刻画思春少女的“可教我羞答答说甚的”，无论从描写的广泛性、语言的灵活性、方式的自由性都得到了较大发展。不可讳言，任何文学形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弊端，必须在形式上做进一步的完善，以争取实质上的发展。我们做文学，不是搞文字游戏，不是无休无止的做回文联、藏头谜、讲究押韵等等技巧胜于实质的东西，只有走向世界，把世界性的标准摆到我们的文学中，才能看出今后发展的方向，它是反光镜，通过它折射找出自己的位置；它是铁锚，通过它探求中国文化的深度；它是清毒剂，通过它排除传统中长期的、视而不见的垃圾。

        我们文化界有一个致命弱点：他们会打出老一代的招牌，其实没有在实践上跟上他们的精神，不敢作深层次的解剖。现在还有许多人坚持用儒家文化来建设国家，要在各种场合大谈什么“只要是民族的便是世界的”。譬如京戏，不管怎么优秀，它的节拍、它的腔调、它的难以改革性，已经决定它属于上个世纪，我们这一代有这一代要做的事。什么是儒家文化，难道它也象佛教和道教一样保守吗？其实它是智慧的、包容的，并不是愚昧的、排它的。死了的大力捧，打出一两块招牌，引用一两句不痛不痒的话，却把他的实际精神撇开不谈。这是什么精神建设，难怪一代不如一代有信仰，到我们这一代，连盲目的信仰都没有了，可怜又可悲的“迷惘的一代”。中国文化先天的不足，在老一代口诛笔伐中早已批判定论了。这些人闭着眼睛谈鲁迅、谈胡适，借他们的招牌来谈建设民族文化，这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是什么。钱锺书的《围城》中“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利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这不是批判又是什么？曹聚仁的《劝君莫读古文书》：“古书好比鸦片烟，吃了鸦片，一半像鬼半像人”，这不是批判又是什么？李敖的“国术......国乐......这些国粹，在世界性的标准面前，我们都称不上唯我独尊。”，这不是批判又是什么？更有有些人喜欢一提就到的鲁迅，好象他是站在那些所谓的民族主义者这一边的，可是在《青年必读书》中明明白白写道：“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些评论者好象对这些话视若无睹。其实鲁迅的本质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叛逆者，这才是他的根本点，是他的主流，是作为几千年文化一次深层的反醒，是寂寞年代醒来人的一声叹息。死后被对立面用来作盾牌，真是一代文豪的悲哀。如果说最好的宣传是批评，最坏的宣传也许就是扭曲。所以中国人的文章，哪怕是《水浒》、《三国演义》，都给人小处清楚，大处糊涂的感觉，罗贯中想把曹操写成坏人，但结果他的做法却有很多让人欣赏之处，想把刘备写成大英雄，但结果总让人觉得有些小家子气，结果一分析，并不是作者能力不够的败笔，而是判断力有局限，他的思维是经过中国文化扭曲的：奸与忠、恶与善、伪装与真知，无不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谈到：“因为有些杰出的古代作家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和他的世界观中某些消极因素不很相称，甚至存在极明显的矛盾。”这句话用来评价《三国演义》最合适不过了，它给失败的中国文化提供了生动的证明。“少不读三国”，据说是怕学坏，我更担心恐怕会变得糊涂，如果思辨力不够好的话。    

        中国文化是一门小家子气的文化，在先秦时期做好了一件褂子，以后也就是缝缝补补，一直做证明这件褂子不错的工作。那时候的中国人敢于向一切提出质问，向天、向地、向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并推而广之形成体系。他们关怀生命，关心老百姓，他们的目标是改变世界，有一劳永逸改变一切问题的志向和勇气。他们虽然是世界的古代，却是历史的青年。今天我们看来，觉得会有幼稚的地方，但他们治学的方法和勇气，不得不值得后人膜拜学习。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个时期，中国文化经过了全面反思的时期，本来为今后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可是由于受政治上的某些失败，西方文化支流侵蚀，基础教育薄弱，社会意识混乱等因素影响，又使文学回到了老路、误入了歧途，走上一条漫漫的“不归路”，这条路是否还要一直走下去，谁又能够猛喝一声，结束这永无止境的梦游。

        杂草过多，就会抑制健苗的生长；风花雪月的作品过多，就会导致文坛的没落。他们编造一个又一个伤感的故事，虚假的情感如出一辙：琼瑶式和反琼瑶式的、三毛式和反三毛式的等等。风花雪月的作品只关心个人的阴晴阳缺，不关心波澜壮阔的社会，不与社会紧密结合，这种感情只能沦为牧歌式的感情，是王洛宾中“可以抛弃了财产”的爱情；是避开矛盾“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奉献；是街头搞捐款贴膏药式的关怀。浅吟低唱，卿卿我我，坐在四方的斗室，做着小男女的美梦：哥哥妹妹、花花草草，粉饰自己的假面，同时麻醉他人的魂灵。小情调，使我们灵魂脆弱，失去斗争的勇气，也使我们看不到真实的苦难，不知道内心深处的需要。

        艺术最大准则就是“宁缺勿滥”。不是觉得让人看了跟没看一样，就没必要发表，这时候面对的是大众，毕竟不是写情书，读者只有一个。我从一本流行杂志上挑出几条，看现代人是如何脆弱和前提不清楚。“有人喜滋滋地说：‘好呀！还有半杯。’有人愁眉苦脸的说：‘哎呀，只剩下半杯了。’分别就在这里。”好象人生的实质只剩下人的态度，没有根本的悲与喜。莫罗阿在《论幸福》中写道：“但只要你还有一个住所，还能吃饱穿暖，你说的不幸实是对于真正贫穷的侮辱。”在现在杂志中，这类论调还不在少数。又如“如果你不小心踩倒了一根芨芨草，你应该弯下腰来向它道歉；”这就是描写似是而非现代人的感情，将人们误导到浅薄的小中产阶级情调中去，教人怎样做“全人类”和“全世界”的朋友。人性脆弱到了如此地步，看不到了生活中真实的苦难，好象社会已经到了和花草谈博爱的时候了。这种风花雪月是最低档次的风花雪月，因为连一点沧桑感都没有；也是最易误导人的风花雪月，因为他在扮演着教主和天使。如果他们真那么敏感，他们怎么不去关心路旁的饥者，不去关心因下岗而去偷糠充饥的工人，不去关心因罪恶而伤痕累累的社会。他们看不到，他们坐在沙发里，喝着香茶，吃着点心，他们离社会太遥远了。

        我们在读书的时侯，常常会碰到一些气势汹汹的作家，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方面，但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讲话的时侯，完全是专制的、不自由的、舍我其谁的。他们高高在上，却不会吝于施舍。在他们面前，我们是小学生，又是罪徒，象被人撕去了假面，剥去了伪装，让我们的肌肤完全裸露于阳光之下。正是这种作家给人教育最大。有时让我们彻夜难眠，有时让我们痛快淋漓，有时又让我们幡然醒悟。他们不象其他作者一样弱智、一样浅薄、一样女性化。他们的话不会哗众取宠，但却字字珠矶。正如尼采所说：下去的每个吊桶无不满载金银珠宝而归；他们端上桌的不会是还没做熟的菜；他们不在乎我们肉体暂时的宁静，只给予我们灵魂终极的自由。

        我们必须超越看镜子扮天真的写作方式，不去描摹带有明显做作的表情；我们要超越只看到自己肚脐眼的写作方式，不要以为自己是太阳系的中心。要走出象牙塔，走出小家庭，应该去关心沸腾的生活、真实的生活甚至是苦难的生活，我们从大众中来，要回到大众中去，我们是上帝的使者，为罪恶者作忏悔，给予苦难者关怀，为战斗者送去安慰，让他们都有勇气看到新的生活。文学如果老在风花雪月中徘徊，老是“月朦胧，鸟朦胧”，老是“心灵鸡汤”，老是“因为爱所以爱”，也许有一天中国的文学，真会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真会在世界文坛分不到一杯羹，真会在一片欢呼声中“Game Over”了。

        也许有人认为，现在网络自由的言论空间，也许可以某种程度上改变文坛不景气的现状。这是很大的误解。克尔凯戈尔说过：“人们几乎从未运用自己已经拥有的自由，比如思想自由；相反倒去要求什么言论自由。”，这句话对一味迷信科技的人有一定启示作用，就象电视频道一多，节目量要求增多，电视工作者无法同时保证其质量一样，网络的问题，比电视更要严重。现在和古代用刀刻文字比起来，不知快多少倍，但能流传到后代的文字在量上并不会更多。也许古人拿刀刻字，不大利落，斟酌再三，所以出来的全是精品。

        扪心自问，以我的学问和见识，写这样一篇文章太不自量力。我不过想做一个冲锋的小卒，只有进攻的权利。我更希望成万的勇士加入这个阵营，为结束文坛的混乱作出努力，去支架新文化的桥梁。我们站在此岸，眺望彼岸。我希求崭新的人生，应该是活泼泼的、真实的、充满朝气的。我愿做一个时代的看护者，在最繁华的角落里听到它裂变的声音，我不愿我的琴弦发出的只是旧时代的悲呤，我更愿听见我的号角，吟唱的是新世纪的欢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