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曾流行过一个这样的观点：关于文学创作，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的问题，不敢苟同。我倒觉得，作品写什么依然是最重要的。就拿旧海棠的小说《刘琳》来说，尽管此小说也含有“怎么写”的技巧在里面，而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还是这个故事本身。这个故事讲得并不轰轰烈烈，而是平铺直叙地描述了一个名叫刘琳的弱女子的悲惨人生。此作并没有拾人牙慧，重复着“女人你的名字叫弱者”这样的模式，而是另辟蹊径，采用象征隐喻的手法书写人物命运。
小说开篇伊始，“我”（魏红玉）邂逅陈仲鸿，才有了后面情节的展开。如果叙述者魏红玉不在火车上，如果没有遇到陈仲鸿，如果魏红玉对刘琳不感兴趣……所有的假设只要有一条掉链子，有关刘琳的故事也许就无从知晓。
此文本正是通过陈仲鸿和魏红玉共同讲述和相互回忆，读者才知晓了刘琳身世全部，了解了悲情所在。小说的悲情是真实的，刘琳离家外出在酒店打工时，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可是，幸福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第二年回家考试。考完试就遇着之前追求她的那个男人。男人知道她考上大学，在夜里放火，烧了她们一家，用的是汽油，把几间房子浇了一圈。她奶奶，她妈妈，都在那场大火里死了，她父亲重伤，浑身没有皮，手指关节因为皮紧不能弯曲，几乎身上所有关节处都需要动手术切皮松弛，且做一次两次还不能解决问题。她除了伤了脸，还伤了腿和脚。我见着她那时，她的父亲还需要天天推拿活络筋骨，那样子难以自食其力，刘琳为了医药费只好带着父亲出来打工。”
后来父亲去世，刘琳变疯，陈仲鸿积极为她治疗，略有好转，再后来，她自杀了。细读后，我觉得这才是生活的真实。如果说刘琳发达了，成了高级白领，那倒成了一篇编织白日梦的通俗小说。
刘琳的故事的确能产生震颤的效果，丰富了文本的文学性。可是，天下小说中比她命运悲惨的故事多的是，为何独独言说此小说呢？窃以为，此文本是一篇隐喻之写。刘琳只是一个符号，并非鲜活的个体，因为她内心活动，包括其内心的痛楚并没有被旧海棠发掘出来。回望此小说，其间的所有人物都只是一个不留痕迹的过客，如当年一同在酒店工作的几位都是如此，他们最后的下落处境都没有交代。在作者看来，没有交代的必要，只要把刘琳的一生写透即可。
《刘琳》并不是为帝王将相作正史，而是聚焦普通人、小人物，这些小人物身上也蕴藏着大量的社会文化信息，因此，刘琳的一生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生的写照，她的身世就是普通人世的隐喻。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名人、伟人毕竟是少数，前者生活的沉重和苦痛与个人生命体验紧密相关，而后者则是与时代命运、民族前途紧密相连的。所以，《刘琳》中的刘琳没有被作者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当属理所当然。如果说刘琳是“这一个”，为何作者没有写出其生命的痛感呢？如果把刘琳换成张琳或王琳什么的，小说的故事情节并无变化，文学意义还在其中。
我们普通人来到世上走一遭，有多少人被他人关注呢？生灵降临又消亡，一茬又一茬，又有谁去记述？刘琳是因为魏红玉上了火车才被陈仲鸿提起的。此前，刘琳已被魏红玉忘记。如此表述，就道出了生命之痛。人活在世上，犹如一粒尘埃一样渺小，那么，怎么让这颗尘埃被记住，则是《刘琳》存在的价值和写作意义。
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书写生活的苦难和沉重，还必须化解生活的苦痛。在这个物质化的时代，情感淡漠了么？非也。且看《刘琳》中的刘琳不是被他人惦记么？陈仲鸿不是曾悉心照顾过她么？以至于后来，陈仲鸿把魏红玉当成了刘琳。这么写来，就有了温情。小说起笔是低沉的，说“我”是扫完墓回深圳才遇见陈仲鸿。为了目睹刘琳，“我”在陈仲鸿的带领下，仅看到了刘琳所在的小土堆。生命易逝，生命已逝，但生者对她的情感却剪不断、理还乱。那么，小说精神的复杂性尽显矣。
题外话：小说不足之处是把刘琳写死了，留给读者的是一个封闭式的结尾。这不太好，我以为。(注：旧海棠《刘琳》，《收获》2014年第4期)(20200818)
作者张友文自诩“双十一张友文”（参评“副教授”和“攻博”各十一次）、自名“公安文学言说者”、自号“功不唐捐斋主”；出版《回望公安文学》《点击公安文学》《聚焦公安文学》《盘点公安文学》等专著四部，受邀至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等院校及公安实战部门讲授“公安文学”45场次，并在部分高级中学和高校进行（公益）励志讲座数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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