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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和很多人说过，我最不喜欢的文学作品有两种：欧洲现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诗词。不喜欢的理由前者的理由很简单：文字平淡，内容无聊。当然这很有可能与翻译过来从而失去了它本身的意境有关系，我记得买了一套《红与黑》、《巴黎圣母院》之类的丛书，结果没一本看完，就把它们都“封藏”在书柜里了。
至于不喜欢诗词，主要还是不喜欢诗，格式死板，内容空洞。对于词的态度则要好很多，但是也谈不上喜欢。但在这些一万个不喜欢当中独独有一个例外就那么站了出来，那个一生仕途不得意的失意才子——柳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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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知道柳永还是在高中的语文课本上，那首凄婉动人的《雨霖铃》，“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第一次看到就让我觉得眼前一亮，并不是他写的多么好，而是这首词区别于其他诗词的“英雄气概”、“一腔热血”，居然少有的在写儿女情长！后来便单独找了很多他的辞藻经历来看，这样一位江湖浪子笔下的江湖，让无意间就我深深的沉迷于其中。
他有着不同于大多数才子词人的多重奇妙身份：歌楼妓女的七哥、市井街头的自由撰稿人、奉旨填词难以步入官场的书生、放浪形骸的浪子······
这一个个特别的身份，注定让他成为诗词界一条独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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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是县丞，父亲为监察御史，他的两个哥哥也都是进士，时称“柳氏三绝”。所以，读书，然后考取功名，是从他一生下来就注定的人生道路。
然而，在这个世上，最难的便是“事遂人愿”四字。他的第一次科举考试便是以失败告终。但年轻气盛，卷土重来，没料到第二次的结果仍是落榜。一股抑郁之气积郁在胸中，于是作下了那一首《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可没想到如此一首肆意狂荡的痛快词作，竟就此关上了他考取功名的大门：
当时仁宗听到了这首广为流传的词作，于是在第三次科举考试时亲手划去柳永的名字，并在一旁亲手批注：且填词去，何要浮名？
就这样，他失去了指点江山的机会，走进市井，自嘲：奉旨填词柳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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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日子，他都混迹于舞榭歌楼，烟花巷陌。
在那个封建的时代，他冒着为所有人所不齿的骂名，与风尘女子为伍。他看不起那些达官显贵，在享受了这些女子的乐趣之后，转身便在庙堂上做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对她们加以抨击。
他对这些女子，给予的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他爱的是她们绽放光辉的灵魂，爱的是她们流露出的最本质的人性。
所以他人生接下来的日子，都在为她们作词，而那些青楼女子，也将柳永奉为她们的“王”。她们尊敬他，亲近他，在他生活拮据的时候接济他。正是他们之间那份特殊的感情，激发了柳永的创作才华，让他于其中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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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岁那年，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回望了自己的半生。从少年的踌躇满志，到那一次次失意，那份维持了数十年的肆意狂荡，何尝不是对自己落魄失意的掩饰？他早已忘却了什么叫文人风骨，只不过徒留一份美好的幻想吊着他最后一口气。
终于有一日，那从女子那里获取的温暖不足以掩盖仕途上的不如意。他忽然惊醒，自己也曾读圣贤书，也不曾忘记那作为一个读书人的尊严。
于是他由柳三变更名为柳永，靠着隐姓埋名考中进士，但直到终老，他也只是做到了“屯田员外郎”这一小官。但是，这也算是圆了自己一桩仕途梦吧。
最终他还是老了，贫病交加的死在了任职上。死时家中一贫如洗，连治丧的钱都没有。这个时候，那些柳永以诚相待的青楼女子站了出来，合资葬了他。据说那日：“见一片缟素，满城妓家，无一人不到，哀声震地。”
这恐怕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为所有妓女所推崇的男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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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浪漫词人，一个江湖词人，也是一个与词共着生命的专业词人。他一生混迹于乐工歌妓间，这些人都跟当时主要供歌唱的词有着血缘关系，这种生活决定了他以毕生精力来写词。郑振铎先生生说他“除词外没有著作，除词外没有爱好，除词外没有学问。”看似是在否认他，但这何尝不是在推崇他词作方面的成就？
他曾拜访晏殊，晏殊问：“写曲子词吗？”柳永答“像您一样写。”晏殊反讥道：“我虽曲子，不曾写‘彩线慵拈伴伊坐。’”
晏殊此意何尝不是在嘲讽：我虽写词，我写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样的大气平和，何曾写过妓女生活？
然而在我看来，世间词人千万，唯柳永一人，可谓真风流！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最后加上我最喜欢的一首《八声甘州》作为结束吧：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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