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2年8月3日,《华盛顿邮报》有这样的一篇报道:中国北京城内一片男子的哭声,很多男子反复摸着自己的辫子舍不得剪去。他们的领袖袁世凯下令所有的男子必须剪掉辫子,有的有钱人甚至剪辫子前拍照留念......
民国年间,剪清朝辫子成风,清华、北大学子更是剪辫子高手,许多人怀里揣着一把剪刀在街头窥探,发现哪个男人头上拖一根大辫子,几个青年学生便蜂拥而上,咔嚓咔嚓几下就将辫子剪下来,所谓“留头不留辫,留辫不留头”。
身材瘦小的王国维,脸庞黑黄,八字须,一袭不变的旧式长袍,头上一顶瓜皮小帽,脑袋后面拖着一根猪尾巴状的小辫子,以其最独特的方式固守着自己原有的信仰,毫无顾忌地行走于清华园,看上去不是很酷,且有些丑陋。
学生们因景仰他们的人品,没有人强迫他们剪去脑后那带有特定含义的辫子。
王国维上课从不迟到早退,上完课就走,风雨无阻。有回,王国维讲《尚书》时,当堂告诉学生:“这个地方我不懂。”可当讲到他研究有素的问题时,他则说:“我的研究成果是无可争议的。”这种有一说一、认真求实的态度很让学生们佩服。
鲁迅曾说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胡适也曾直言不讳地说王国维:“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王国维,近代文化史上带有标志性的符号,著名的清华五导师之一。对词曲的研究有独到的造诣,著有影响巨大的《人间词话》,对古文字、古器物,以及殷商制度以及西北地理、蒙古史的考据,都有卓越的成就。
他还精通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堪称 一代国学巨擘。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读书人,喜欢画画,能临摹钱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国起义时,弃儒从商。他曾在日记中写过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
王国维天资聪颖,亦不负父望,16岁就中了秀才,之后到杭州敷文书院进学准备应考。他在杭州以自己积攒的零用钱买了《汉书》的前四册,爱不释手,以究经史大义为乐,对八股时文不是特别上心。
人间词话二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尤其是“三境界”说,点醒了多少人: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推辞不就,推荐王国维,并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同时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据说,此后,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带着曹云祥亲自写的聘书去请王国维。在登门之前,对王国维这位晚清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作过一番了解研究,计定了周密的对付办法,力争一举成功。
到了王国维住所后,吴宓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王国维“性复忧郁”,做事沉稳不喜张扬,才华横溢却从不恃才傲物。这和同时代的诸多放荡不羁的才子截然不同,他不喜与人交游,在清华时除了教书授课以外,他一般不主动去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人,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书房潜心研究学术。
但是如果有人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还是论辩,他从来都是热情接待,不分名节尊卑,不分老幼贵贱,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一次,在“历史学会”的茶话会上,有学生提议办刊物。王国维马上站起来反对,说“刊物不必办,以你们这样的年龄,应该多读书,少写文章,即使写了,也不必发表”。
这样的建议和现在大家追捧的:出名要趁早,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两者观点对比,令人深思。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要求他的学生要做到“六不”:
1、不放言高论、
2、不攻击古人、
3、不议论他人短长、
4、不吹嘘、
5、不夸渊博、
6、不抄袭他人言论。
王国维的这“六不”在今天依然有强烈的现实借鉴意义。
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时,曾想让王国维到北大教书。但王国维以清朝遗老以居,不能为民国做事,坚决不答应。蔡元培无奈之下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让他做通信导师(类似今天函授教授),为北大教学生,名义上却不是北大教师。
半年后,蔡元培令人送去200元的工资,王国维却死活不收,因为他觉得虽为北大做事,但毕竟未受聘于北大,就不能拿工资。最后又是变通了一下,以报销通信教授邮费的名义,才让贫困中的王国维收下了这笔钱。
还有一次,北大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预先布置好夹道欢迎以示隆重。王国维又是一口回绝,理由是欢迎者有各式人等,中间免不了有道不相同话不投机者,他王国维不能接受他们的欢迎。好在北大见过的怪人也多了,蔡元培一笑了之,把欢迎仪式改成了有共同研究兴趣的教授与王国维的茶话会。
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三
王国维的家庭成员多非正常死亡,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
1907年7月,王国维的发妻莫氏因生产双胞胎女儿病危,王国维从北京回到家乡海宁,延请名医救治,十几天后,年仅34岁的发妻离开人世,扔下了三个男孩,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三岁。
王国维把孩子们托给继母叶太夫人照料,暂时回到他供职的学部,但他始终打不起精神来。
1908年在岳母即莫氏的亲生母亲莫太夫人的主持下,续娶22岁的潘丽正为继室。
王国维的人生不断遭遇重大变故,父亲、妻子、继母相继去世。王国维不断地由北京返回家乡海宁参加葬礼,可见其生世之累,谋生之艰。
好在这位潘氏夫人一辈子辛辛苦苦、任劳任怨,为丈夫操持家务、养育孩子,是标准的贤妻良母。
除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外,潘氏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其中夭折两个)。王国维一生不问家务,家中事无巨细,全归潘氏料理。从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到,潘氏在王家实在是个顶梁柱。有一次她害牙疼,疼得要命,可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烧时,她的牙病竟“霍然而愈”!
王国维说《红楼梦》的精神,主要的就是“示人以解脱之道”。但解脱是“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所以他说《红楼梦》里边,真正可以达到所谓解脱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惜春,一个是紫鹃,一个就是宝玉。
王国维四
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1927年6月2日,民国时期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北京颐和园门口,一辆人力车到此停下来。一位身材不高、面孔瘦小、脑后拖着辫子的老人下车后径直步行到昆明湖边。他来到排云殿西鱼藻轩前,徘徊流连,点燃一支纸烟,烟尽之后,从容地纵身跃入湖中。从投湖到被园役发现救起,只不过几分钟时间,然人已气绝。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人们纷纷猜测: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
6月3日下午,王国维以前清官服入殓,当晚送殡,清华研究院学生执素纸灯以随,直至清华园南二三里之刚果寺。停放既妥,即设祭。
中国人讲究的是跪天跪地跪父母,除此之外,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是“男儿膝下有黄金的”。陈寅恪是一代国学宗师,35岁就名列清华四大国学导师,而且其性格耿介孤傲,日常生活中更是秉持独立人格精神。
但是在王国维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其他人都是行三鞠躬礼,五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与著名教授吴宓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学生见状一个个跟着跪下去,用这种传统的国粹最高礼仪,表达自己对这位同仁的尊敬与哀悼。
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评议有殉清说、悲观厌世说、畏惧革命说、恐辱人格说、自亡其学术说,以及倡和日寡的罗振玉逼债说。
王国维的学生戴家祥说:
“先生为什么死,没有人知道,遗老们说是由于“主辱臣死”,青年们说是由于“国内政争势力的消长”,文学家说是由于“性情与学问环境相冲突”,某氏说是由于“三纲六纪之柏拉图式概念”,都不能说出个所以然。
一个人的死,是他自己的自由,Pling说:“自杀者,自然赋与的最高权利。”然而所谓社会者,却要问他为什么死,责他如何如何不应该死,生在连死都没有自由的世界里,那真的只有一条死路了。先生是个有骨头的人,有头脑的人,他既然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许多成绩,如今用自己的生命酬报自己的情感,有什么对不住人?世人实在大可怜,大浅俗了!”
王国维死后,清华研究院的学生们提出,捐本年度奖学金五百元为其筑碑纪念,以志不忘。
1929年,王国维逝世二周年忌日,纪念碑成,王国维生前最好的朋友之一、被王国维引为知己的陈寅恪撰写碑文: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以如椽之笔,将王国维之死上升到“独立自由之意志”之彰显,而非“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进一步将王氏之精神抽象化,从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遂成为近世以来读书人心向神往之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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