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就有人说，文学是剂医人痛苦的药。
五四文人把文学当作剂良药。西药也好中药也罢，总还是没有医好几千年的顽疾。然而又怎么能说这药无用，有人悬壶济世，自有人吞咽甘苦以疗伤。
如果是中药，金银花,牛角,红花,乃至雄黄，混合在一起涌出草木灼烈而清纯的气息，从秋风秋雨愁煞人开始，从《与妻书》开始，这气息里有自由有渴望。
然而，当药在烟熏火燎中与木柴耳鬓厮磨熬至七八分熟，苦涩开始沁入心肺，譬如红花血一般的气味，譬如薄荷的冰冷疼痛。或许就是中药罢，无力回天之时，才让人安然久睡。
如果是西药呢？那么疾风劲草，炮火纷飞，青霉素阿斯匹林向来风风火火，手术刀进来又出。有如白纸黑字间的论战和革命，迫切容不得一丝等待。
饮冰室到尝试集，辛亥到五四，梁启超到鲁迅，扒开沉睡的眼皮逼着他们看这人间世到底成了什么样。
可医得了一时，医不了一世。
文学之于西药，作用大抵是强有力地刺激病原，让它狂乱，等它衰落。
好一场大雪纷纷扬扬。
这药究竟医得好什么病？不得而知。我们日夜吃药，我们日夜病苦而甘之如怡，活像一场疯狂的自虐，愿打愿挨。
病根越明白，疾患愈重。
可只有一点是明白的，如果没有这剂药来睁开双眼，从而看到飞鸟过劳而死，看到游鱼肝胆俱碎，去品尝这一世的苦涩和甜美，那么，我们终将死于无边的混沌。
多少人甘愿衔着苦涩，仰天大笑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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