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震本名何班,1886年生于扬州,其父何承霖曾任知县,有二子二女,何震最幼。
何震12岁时丧父,在母亲和大姐照料下长大,“幼年在家,秉承闺训甚严,不见生人”。
刘师培虽体弱多疾但天资聪颖,满腹经纶,才学过人,幼时即有“神童”之誉。刘家祖孙三代以共治一部《春秋左氏传》而闻名于世,刘师培承袭家学,颇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风采。他博览群书,内典道藏、西方哲学,无不涉猎,尤精历史掌故,在经学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功底。
1901年,他考取秀才,1902年参加江南乡试,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翌年刘师培到北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
何家和刘家皆为江苏仪征名门世家,两家既是世交,又有姻亲,何班和刘师培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两家父母本有意结亲,又见二人情投意合,遂早早地给他俩订了亲。
刘师培才华横溢,何震也不甘示弱,其实何震颇有才情,姿容殊丽,能诗善画,长于书香门第更令她气质非凡,清新脱俗,优雅大方。
1904年,19岁的何震嫁给了21岁的刘师培。
成亲后不久,何班随刘师培前往上海。此时的刘师培因受章太炎影响,思想大变,已决意科举,立志投身革命,成为了一个坚定而勇敢的革命党人。何班受丈夫影响,也毅然夫唱妇随,投身革命。夫妇二人都参加革命活动,被上海革命党人比作普鲁东和索菲亚。
到上海不久,刘师培送何班进了由蔡元培等人创办的爱国女社就读。
然而他没有想到,何班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下思想大变,性情大改,她从一个娴雅静淑的大家闺秀迅速变为一个极端的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运动的狂人”。从此,世间再无名门闺秀何班,而中国则诞生了一个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
为了宣传女权主义,显示男女平等,她改名为“震”,取“震慑,威震”之意,姓氏也改从父母两姓,署名“何殷震”。
1907年2月,刘师培、何震、苏曼殊、汪公权(何震的表弟)携手赴日,因苏曼殊家贫,刘师培夫妇便收留他同住,何震还拜苏为师,学习绘画。后来章太炎也搬来同住。
6月时,刘师培夫妇创办《天义》旬刊(实为半月刊),作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
1907年6月10日,22岁的女权主义者何震在《天义》旬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女子宣言书》:
“男女同为人类,凡所谓男性、女性者,均习惯使然,教育使然。若不于男女生异视之心,鞠养相同,教育相同,则男女所尽职务亦必可以相同,而男性、女性之名词,直可废灭,此诚所谓男女平等也。”
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读了《女子宣言书》,致信何震说:“议论雄大,如名将行兵,旗鼓堂堂不可当……敬服之至。”
何震不仅是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还率先指出:“儒家之学术, 均杀人之学术也”较“五四”时“礼教杀人论”早了整10年。
秋瑾就义后,何震是收其遗作公开出版(在东京)的第一人。
此时的何震,的确很“女权”,她认为男女不平等是阶级的起源,只有将男女革命与经济、种族等革命“并行”,才能真正消灭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不平等。
她倡导女性解放,甚至宣称:
“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认为天下男子都是女子的大敌,女子要复仇,不仅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还要“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对女子中“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诛之”。
虽是晚清中国妇女群体里最初的觉醒者,是中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但她走的太快,太急,一味情绪化地发泄,极端地把男人直接放在对立面,所谓欲速则不达,她不经意间就触犯了男权社会的禁忌,招致男人的不满,成了男子的公敌。
何震在《女子宣布书》中提出的妇女所要争取之权利,完全不是“无政府自由恋爱”的:
一、实行一夫一妻制;
二、父母对儿子和女儿应一视同仁;
三、男女受同样的教育,妇女应参与各种社会生活;
四、夫妇不谐则告分离,在分离之前则双方均不能以任何形式与第三者结合,否则,就被视为违背第一条;
五、以初昏之男配初昏之女;六、废尽天下之娼寮,去尽天下之娼女,以扫荡淫风。
这些立论,恰恰针对所谓“男既多妻,女亦可多夫,以相抵制”观点发出。何震又进一步申说:
男子多妻,男子之大失也,今女子亦举而效之,何以塞男子之口乎?况女子多夫,若莫娼妓,今倡多夫之说者,名为抵制男子,实则便其私欲,以蹈娼妓之所为,此则女界之贼也。
日后,在《女子解放问题》一文中,何震更从两性心理习俗观照,犀利指出,“况所谓肉体解放者,均女子之至辱者也,又均女子之至贱者也,可不叹哉!”
何震成为女权主义者后,自然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也要寻求女性解放。
据说在婚后的生活中,何震打着“男女平等”的大旗,常常对刘师培“发河东狮子吼”,动辄对刘师培施以训斥惩罚,甚至拳脚耳光。因畏妻如虎,刘师培被人戏称为“惧内泰斗”。
张继曾回忆刘师培的惧内:有一个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张继家中,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但刘师培认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何震曾向苏曼殊学画。到日本后,苏曼殊寄居在刘家,何震要求刘师培必须对苏优礼有加。得知苏曼殊的母亲生计艰难,何震立刻勒令刘师培拿出钱支助苏曼殊,但是刘家的钱财由刘母掌管,刘师培表示为难,何震就训斥刘师培为“没有丈夫气魄的小气鬼”。
宣统二年,何震产下一女,刘师培初为人父,惊喜万分,何震喜为人母,满心欢喜,不幸的是,几个月后,可怜的婴儿便夭折了。何震产后身体虚弱,加上丧女之痛,大病了一场。
其实那时的何震已变得十分低调,她不再抛头露面,公开演讲宣传女权,也不再出入交际场,而是洗尽铅华,归于平淡,安心在家相夫教子。
也许是她早已没有了年轻时的那份雄心壮志与年少轻狂,也许是她看透了男权社会的虚伪而灰心丧气,她力薄身单,难以与两千年的礼教相抗衡,所以她放弃了,最终选择回归家庭。
辛亥后那短暂的几年,是何震和刘师培婚后最美好而幸福的时光。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关于她的风流韵事仍甚嚣尘上,她依然是男子们的公敌,是卫道士们攻击打压的对象。
洪宪帝制失败后,刘师培可谓是身败名裂,刘氏夫妇流落天津,处境十分凄惨。何震不断安慰和鼓励丈夫,帮助他振作了起来。
民国六年,刘师培昔日的好友蔡元培聘他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他才得以养家糊口。
刘师培与章太炎、弟子黄侃并称“民国三疯子”,刘师培口吃,又身患肺病,为人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像个疯子。
他一生提倡“三不生活方式”:衣履不要整洁、不要洗脸、不要理发。
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发讲义,往台上一站,想到什么便开始说,声音微弱,刘师培书法拙劣,且有手颤的毛病,在讲堂上从来只是讲,不写板书。
然而刘师培与黄侃聊天,谈着谈着就不知怎地诉起穷来,他想到自己的身体,哀叹自己天不假年,忽然产生了卖字的念头,一本正经地征求黄侃的意思,并说:“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黄侃此时已拜在刘门下,想到刘氏的字实在不敢恭维,于是半天,他才说了一句:“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
一天,教育部旧同僚易克臬来访,见他一边看书,一边咬馒头,他面前摆着一碟酱油,却因专心看书,把馒头错蘸在墨盒里,送到嘴里去吃,把嘴和脸都涂得漆黑一片,看上去又像一个活鬼。
刘师培素来体弱多病,五四运动爆发后,形势大变,他又急又气,引发了严重的肺结核,卧病在床,情况危急。何震端汤送药,服侍左右,日夜祈祷,希望丈夫尽快康复。
然而天不遂人愿,是年冬天,一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在北京病逝,年仅三十六岁。陈独秀在丧礼上致悼词,总结刘师培一生功过,在场师生无不为之唏嘘。陈独秀最后引用康有为的诗句悼念刘师培:
“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
何震悲痛欲绝,她跑到北大校门口伏地嚎啕大哭,长跪不起,只因为北大是刘师培最后工作过的地方。
她恨自己太过任性,她是爱他的,可是她又不会爱他。当他离世后,阴阳永隔,她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地爱他。可惜她醒悟的太晚,她还没来得及好好爱他,他就已经走了,留下她一个人在世上受百般冷眼与千般刁难。
世人皆认为是何震毁了刘师培,她这个浪荡的“河东狮”让一代大师英年早逝,身败名裂,果然是红颜祸水。
何震,何以就如此不堪地沉浮翻滚于清末民初这个乱世红尘的各种莫名其妙的思想或者主义当中,不仅自己身败名裂,且带累了天才而体弱的丈夫闷闷不乐、太早夭亡?
关于何震本人,除了蔡元培一篇《刘申叔事略》中的夹笔顺带,我们可资探寻的直接材料并不丰富,很多只能得知于捕风捉影的传说与流言。
据冯自由说,章太炎觉得何震与汪公权关系暧昧,便私下告诉了刘师培,刘却与章太炎大打出手,双方从此分道扬镳。
何震真的红杏出墙了吗?
那么,何震与汪公权究竟有没有私情呢?
冯自由说:“何汪不独从此入于侦探一流,且形同夫妇,宣言公夫公妻不讳。”
柳亚子也说:“申叔(刘师培)的一生,完全断送于他夫人何志剑之手,志剑不是女留学生吗?那真不如学毛儿戏的女戏子了。”
但不论是冯自由还是柳亚子,都非此事亲历者。
刘师培的母亲李汝蘐当时也与刘、何同住,她尚无指摘,章太炎等人的臆测又能多靠谱?但在当时,人们似乎有这样的心理定式:主张女权,就等于放弃旧道德,必然生活不检点。
对于刘师培反复选错路,陶成章认为是“外恨党人,内惧艳妻”所致,连蔡元培都说“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刘成禺干脆称何震“通文翰而淫悍,能制其夫”,均未脱“红颜祸水”的传统思维定式。
何震试图把自己装扮成男人,想以此换取尊重,可她做得越像,人们越是将她视为不正常的女人,更加鄙夷她。
何震最终的去向成了一道谜,没有人知道何震结局如何。
有人说刘师培死后,何震痛不欲生,再没了往日的美艳妖娆与光彩照人,因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而发疯,从此下落不明。也有人说,何震在刘师培死后万念俱灰,削发为尼,从此青灯黄卷,终了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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