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各区域的民歌色彩区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章中，大多都会提到民歌的地理空间分布状态，涉及到地理环境对民歌的体裁、风格等方面的影响，反映出民歌与地理环境之间所存在的种种联系。乔建中先生发表的这篇文章就是对音乐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初步探索。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与地理环境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民间音乐为对象，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一为中国民间音乐中的地理因素。二为音地关系中的表层关系——环境对民歌体裁的选择。三为深层关系——地理因素所造成的民间音乐风格区。四为储存关系——作为保护传统文化自然屏障的地理环境。
作者在文中提到，西周时，人们首先从民间歌唱中体察到地理因素的影响。在《诗经》的“风”类中，音乐作品以地区或国家进行分划，分为周南、召南以及邶、鄘、卫、王、郑、魏、唐等十五国风。以地区为依据对民歌所进行的划分、命名是早期音乐地理观念萌发的反映。之后，这种音乐地理观念得到重视，不断地得以巩固。比如在隋唐宫廷的七部、九部、十部乐中，以国名或地名作为乐部名称。当民间音乐获得了更大地发展，繁衍出更多的同类体裁后，为了进一步地区分、体现个性，往往也以地区进行划分、命名。如山歌中的青海花儿、陕北信天游等。并且，更加有趣的一点是，在某些乐种中，民间音乐家不仅用地名对乐种进行称呼，还详细到了具体的方位。如吹打乐中的浙东锣鼓、晋北鼓吹等。另外，音地之间的联系不仅体现在对乐种的命名上，还体现在某些民歌的唱词中。如对地理位置、地貌特征和环境进行描述的《敕勒歌》、描述无锡风光的《无锡景》等。最后，作者总结道，音地之间的联系，既体现在作品中，又体现在音乐行为的主体——人的身上。
在第二个方面——表层关系中，在不同地貌条件的影响下，具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歌也随之具有不同的体裁，它们往往有各自的使用场合与功用特征。沿海的江、浙、闽、粤、桂近海地区为渔作区，民歌的体裁为渔歌，与渔作劳动有关，属于海洋文化的组成部分；长江流域为稻种区，民歌的体裁为田歌，与稻作劳动有关，属于稻作文化的组成部分；西北黄土高原为粟种区，民歌的体裁为山歌，山歌一般为脚夫、放牧者、普通民众抒发感情所唱；内蒙古、新疆北部的大草原为游牧区，民歌的体裁为牧歌，与游牧生活相关，属于游牧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这部分，作者主要以四种对地理环境依赖性最大的民歌体裁为例，探讨了音——地间的表层联系。
在第三个方面——深层关系中，作者根据掌握的资料划分了十五个民间音乐风格区，并附地貌特征加以对照。在区划中，如果两地区地貌不同，其音乐风格会产生差异。如果属于同一种地貌，但位置不同，气候、植被有异，也会分作两区。可见，诸地理因素影响着民间音乐风格区的划分。之后，作者总结道，一种风格或色彩的形成，受环境、生产与生活方式、习俗、方言、人的性格与气质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自然坏境造成的直接结果。但上述其他因素又受环境的影响与陶冶，所以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环境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着一种风格或色彩的形成。最后，在各类音乐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方面，作者指出，民俗音乐和劳动音乐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大。剧场型音乐与乐种——雅集型音乐对地理坏境的依赖性小。
在第四个方面——储存关系中，作者指出，萨波奇·本采认为边沿地区一般都具有双重作用，有的情况下，风格会严格地保存下来，而另一种情况下，它们会互相混合，失去原来的面貌。笔者认为，对于当今而言，前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可能比后者要小。关于这种边沿储存的思想，作者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之后又例举了五例储存区加以阐释。作者总结道，一个民间音乐储存区的形成，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为地域的相对封闭性。二为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远，较难受到新文化潮流或异文化潮流的侵染。之后，针对边沿生存理论，作者例举了与其有关的三例亲身经历，并且指出在每个城市的边沿都保留着或残存着曾经是作为主体的某类传统文化。因为地理位置、交通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封闭的地方成为了一个个“自然保护点”，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继续传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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