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王朝一直将东北视为统治的地理极限。
著名的“胡焕庸线”一一即农耕与草原文化的分界线，就与长城相吻合。
山海关以北的关外，便是东北。
清王朝崛起前，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也不断围绕着长城“拉锯”。
中原王朝羼弱，草原政权便越关南侵，中原王朝豪横，草原民族北迁。
辽河平原，常常是两大文明的交融、交汇的所在。
奉天就处于这个交汇的中心地带。
然而大清帝国时代，一切都变了。
帝国末期，移民潮涌奉天。
明清史家谢国桢曾言：回溯三百年以前，“满清发迹圣地，仍是绝塞荒原，人迹罕到的区域。”
那时的关内人，一听到发配开原和宁古塔，都会不寒而栗。
可是，当中原膨胀的人口，在有限的土地上生存唯限时，一波波凌厉的移民潮不断北涌。
1644年10月，满清迁都，随之而来的是持续一年半从盛京（沈阳）到北京的移民。
有超90万人告别辽沈地区，史称“从龙入关”。
顺治帝坚决的移都态度，以至于人们放弃了马上就成熟的庄稼。
原本就地广人稀的东北，在满清一众入关后，显得更加荒芜。
顺治十年（1653），清廷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令”。
盛京田无农民，路无商人，真需要人啊！
规定：“辽东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
这是学子十年寒窗苦读难企及之功！
有些赶上大家族，再忽悠点邻里乡亲的，就吃上皇粮了。
然而，这等好事，并不持久，到乾隆朝，基本上全部都叫停了。
满清遗老和蒙古人都有意见：刁民忒多了，这样下去，祖宗圣山圣水，非毁尽了不可。
清廷紧接着开始推出著名的柳条边政策。
构筑两边密密植下柳树的壕沟，上宽8尺，底宽5尺，深8尺。柳条宽、高均为一米。
其实这更像是1300余公里的土墙。
边外是满族渔猎区和蒙古族游牧区，禁止汉族入内垦荒。
柳条边在整个沿线上每隔一段便开一座边门，供出入边之用。
人常称沈阳法库县为法库门，就因为这里曾是16边门之一。
柳条边军管着实挡住了不少河北、山东的流入之民。
清帝国初几任皇帝，在移民这件事上，心里挺纠结的。
眼瞅着老家一天天荒凉，可移民口子一开，采山参的、淘金的、捞东珠的都涌进祖地。
每年春季总有超过一万人去长白山采参珠、伐木、淘金。
候鸟般的他们在严冬来临前入关里回故乡。
正经庄稼把式，但凡有口饭吃也不闯关东了。
圣山长白山确实害怕这样的折腾和折磨。
康熙皇帝停招垦令，乾隆皇帝干脆全封了。
人口的南下北上，交汇于辽河中下游即奉天地区，奉天便成为东北最早开发之地。
清前期，关内移民东北者不算多，那会儿，都挂着混不下去就回关内老家的打算。
乾嘉时期，关内饥荒，流民(大多来自山东)相继涌入，多以垦荒和伐木谋生。
清政府虽然一再申禁驱逐，但却愈禁愈多。
同治八年(1869)，盛京将军奏报:“自凤凰门迤南至旺清门北，査得已垦熟地九万六千余垧（东北一垧约15亩），男妇十万余人。”
盛京将军的奏报，为的是驱遣流民。
有走投无路者，便聚啸山林。
光绪二年(1876)春，盛京将军崇实派密探进本溪丹东一线大东沟等地侦察，发现山东宋三好等人结义。
当年五月，左宝贵率部对大东沟实行围剿。
宋三好等阵亡，二百余人被俘，“其余逃散”。
崇实据此向清廷呈奏：东部山区绵亘千里，“聚处之众，垦种之多，不特各处流民趋之若鹜”。
柳条东边六门外陆续开垦，边墙的藩篱形同虚设。
崇实建议:“因时制宜，亦只有就地升科，设官分治之一法。”
与其听任私垦，不如放荒予民，坐收税产，编民入户安定民心社会。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大清已沦为列强盘中之肉。
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也改变了东北移民史。
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后，沙俄对东北领土的贪欲昭然若揭。
清廷终于意识到：多年封禁导致老家壮劳力奇缺，护家的兵源都成了问题。
若再不移民东北，祖宗之地怕是要尽入他人之手了。
老弱病残守着块宝地，难免不让豺狼起觊觑之心。
以前因招垦移民害怕毁了祖地，今天为保卫龙兴之地，应亟筹招垦者。
增加移民垦荒，既充实国库，又增强国防，清廷终于下了决心。
1870年，清廷取消所有禁止汉人移民东北的法令。
1878年解除汉族妇女移居东北的禁令，使得关内人以家庭为单位移民。
舍家闯关东，家里妻儿老小是最大的牵绊。
从嘉庆八年（1804）起，政府对“携眷民人出口之处永行禁止”。
老婆孩子热炕头，强化了定居的可能性。
奉天地区正式人口统计，始于乾隆六年(1741)。
辽东人口总数为138190人，到嘉庆末年(1820)，达到1314971人。
八十年间辽东人口增长了10倍。
同治二年(1863)，御史吴台寿奏请开垦奉天荒地。
他称：“奉省闲旷之地，未垦实多”，“官荒马厂，尽可设法变通，以开利源。”
于是，养息牧场、奉天围场及科尔沁左诸旗相继得到开垦。
在吴台寿提出招垦奉天荒地后，时任盛京将军的玉明即奉命调查军荒。
他发现“人皆流徙，聚集甚众，已有建庙、演戏、立会、团练、转牌等”。
光绪十九年(1893)，奉天府下辖三府一道，计22厅州县。
到光绪二十年(1894)，奉天地区人口达247.8万人。
1904年，清廷宣告全面放垦东北土地，公布放荒、免税、补助等法令。
移民的堤坝，已扒开了缺口。
人口潮流，有其内在的逻辑。
农业社会，在突破户籍制度前题下，生存资源在哪里，人就奔向哪。
奉天边外与奉天本地都呈现开放态势。
“无论旗民，凡认地开垦者、一律编入户籍。”
土地和户口的魅力，就在于它是最有效的吸人神器。
而农地垦荒与城市拓展又是相伴的。
1906年，奉天在日附属地之外，主动开埠。
1908年4月，奉天交涉司使陶大均完成最终商埠地界划定，拟订租地简章。
商来了，也带来用工量的爆发。
清末奉天全面实施新政，道路公共交通系统建设，使新旧城区迅速联成一体。
此时，京奉铁路通到皇姑屯，奉安（沈阳～丹东）、中东铁路等通车，让城市急骤扩张。
交通模式的升级，更让千里迢迢闯关东成为容易的事。
沙俄中东铁路在1903年7月正式通车运营，成为东北的动脉血管。
京奉铁路成为联系关内、关外的高速通道。
列强们的铁路不断地延伸，是为了更方便吞噬中国东北。
但客观上极大降低了河北(直隶）河南、山西、山东人闯关东的难度。
从烟台跨海的山东人，可从旅顺坐火车一路北上，这是过去难以想象的。
日俄战争后，中东铁路从旅顺到长春一段交给日本，改称南满铁路。
奉天是中东、南满、京奉数条铁路连接点，为工商业的崛起创造了最佳条件。
经济越发达，移民越趋之若鹜。
宣统年间，时任奉天盐运使的熊希龄递交《东三省移民开垦意见书》。
陈述设立屯垦总局、参用屯田兵制、建置水路邮站、招集林矿公司等12条。
到清末时，东北人口在移民涌中，净增二千万，耕地净增一亿亩。
东北正是在清末成为中国主要农业生产基地。
人类历史壮观的人口大迁徙，是求生存的驱使，更是闲置资源的开发。
奉天人口构成，随着清廷的退场，再次迎来新洗牌时刻。
民国时代掀起一浪更大的移民潮。
闯关东，这场大规模人口迁移，清后期只算是序幕，高潮才刚刚开始。
民国甫建，国内移民东北御外舆情高涨，实边垦殖事业视为当务之急。
1912年3月，黄兴、蔡元培辛亥元老成立拓殖协会，黄兴任会长。
宗旨是“开发边土、增产兴业、筹备军饷、杜绝帝国觊觎、减轻内地人满之患”。
全国多数媒体为此发声。奉天的当地报纸刊发多篇评论，力主移民靖边。
指出殖边让“沿边村屯星罗棋布，彼纵狡焉思启，其又奚从？”
东北移民进入新时代，也成为举国热点。
而奉天，依旧是移民一路最方便的落脚点。
张作霖自1918年统一东北后，关内直到“九一八”事变前，没有大规模战争。
与之相比，华北反而成了军阀撕杀的角斗场。
那时，东北经济刚刚起步，各领域都急缺人力，接纳移民自然是乐得其所之事。
1925年，奉系在天津设立移民局，全力帮助有意移民关外者。
1928年，东北当局成立屯垦委员会，制定垦殖计划，1930年公布《辽宁移民垦荒大纲》。
东北当局甚至减免火车票、船票费用，大规模吸引关外移民。
民众扶老携幼、络绎不绝移民关外。
轰轰烈烈的闯关东，在此时为沈阳带来的已不再是农业人口。
工业、商业、城市服务都是新的用武之地。
张氏父子主政奉天，一直是中国政治天平倾向的一颗最重砝码。
七千公里的铁路，超过国内铁路里程总和，且有着全国最高的城市化率。
奉天完备的工业体系撑起政治影响的底气。
搭乘铁路经济，借助人口红利，沈阳的汽车、军工、纺织都成国内翘楚。
经济和城市的起飞，反过来又刺激对劳力的需求。
康熙年间的盛京人数仅仅六千，虽称陪都，也不过是一个小城。
到清未，奉天人口攀超15万，1931年，沈阳市人口已达56.2万。
到1948年，沈阳人口达到109万，仅次于京津沪（沪第一），居全国第四。
沈阳这块新大陆，刷新了人口增长速度的纪录。
回望这座闯关东后裔的城市，她的钢铁质感，乐观幽默何偿不是移民的遗风？
这片土地，留有太多历史之风吹过的痕迹。
参考文献：
《中国移民史》、《东三省政略》、《清朝大历史》、《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满蒙政治经济提要》、《盛京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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