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09日更第39天：
中国学者不容易，要螺蛳壳里做道场，在非常有限的空间内发挥出自己的观点。所以，中国学者以解释和说明的居多，提出独立观点者寥寥（附和的就更无聊了）。这倒不是说中国学者素质不行，而是大环境使然。
所以，我不太看中国学者的东西，因为解释的东西写得再出彩，也不过就那么回事。国际关系领域更如此。
在一众学者中，王缉思、阎学通几个还是不错的，不但有思想，而且敢于说出自己的思想，尽管要隐晦一点，但已经很难得了。
下面这几段话摘的是阎学通在2019年第一期“中国新闻周刊”上的访谈，我觉得最心有戚戚的几处。可以仔细琢磨一下，特别是黑体部分。学者还是要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这也是对国家负责。
（一）从文学角度讲，李鸿章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或“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的说法成功创造了一个固定词语，有点类似于创造了一个新成语……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讲，这个词语表达的意思是不准确的。在人类三千年或在中国的三千年历史中，有很多政治变化都大于李鸿章所处的19世纪下半叶。如今看来，我们目前面临的世界政治变化可能大于前几年，但明显还达不到“一战”或“二战”时期的程度。是否能达到冷战结束时期的国际政治变化程度，也都还是个问题。
（二）中美战略冲突在2018年突显出来，并不是说在这两年里中美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是特朗普采取的对华政策比奥巴马时期粗鲁。如今的国际秩序变化也不是从量变发展到了质变，而是因为美国不再按自由主义规范行事了。
（三）自由主义影响力下降是全球性现象，不是美国所独有的……这是由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极端化导致的……从学术角度讲，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过较大影响，二战前其影响力就下降了，二战之后理想主义就再没有恢复过主流地位。冷战时期是现实主义理论主导，冷战后是自由主义主导，理想主义都不是主流理论思想……在中国有人继续提出一些理想主义的口号和目标，这都属于政治正确。然而，这些口号和目标无法指导具体的对外政策，因为具体的对外政策需要维护国家利益，而理想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是无法用于维护国家利益的。
（四）特朗普不认为战略信誉有价值，因此他采取说一套做一套的策略。他认为这种言行不一的策略可使对手无法猜到他的实际政策或政策底线，这有利于他把握竞争或谈判的主动权。这种策略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次数多了就失灵了，会伤害长期战略利益。这如同空城计，第一次使用成功概率很高，次数越多，其成功率就下降了。2018年使特朗普对外政策成功的因素，在2019年很可能演化成他失败的因素。
（五）在中国的身份地位界定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将我国的身份界定为什么样的地位对维护国家利益最有利。定位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或者其他的什么身份地位？如果我们界定的国际身份地位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这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是值得思考的。如果有利，那我们就坚持，如果不利，那就应该寻求新的身份定位。
（六）中国普通民众应以“谦虚谨慎”的态度而不是“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崛起。例如，目前我国还没有建设成为世界灯塔国家，因此还不具备引领世界的能力。我这里说的谦虚谨慎是指无论自己的实力比他国强还是弱，都应坚持学习他国先进之处，并随时承认自己的缺点。
他的话也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但我知道，其实他想说的更深入。比如第六点“中国普通民众”这个主语。
他也是个聪明的学者，呵呵。
（微信公号：孔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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