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没有幼儿园，我就这样自由自在地玩耍到了6岁。幼儿园是县城里才有的新鲜概念，在发展较好的乡镇一级，对应的事物是父母辈口里的“学前班”或者奶奶辈口里的“育红班”。在村子里，就是纯正的乡土风，就像庄户人家的鸡鸭羊一样，走的是散养路线。
就这样到了某年的9月1日，当地孩子们入学年龄是按照这一天严格进行划分的，“起白菜的时候”显然是晚于9月1日的。但是，应该是基于“教师子弟”这一点，我第一次有了“赢在起跑线”上的机会。
入学考试是由我家斜对门的“二妈”主持的，题目是“从1数到10”以及写自己的名字，得益于家中爷爷奶奶对我的启蒙，我回答准确，被接纳为一年级的学生。入学后的第一项正规教育是这样的：二妈站在我的面前，乐呵呵地抛给我一个疑问句：“以后在学校要喊老师，知道了吗？”做为一个从小就听话的乖学生，我像小鸡啄米一样点着头，眼里随和的二妈也变成了形象高大的阎老师。
上个假期里只有麻雀和草籽光临的农村小学，到处都是灰尘。开学的前几天只是搬搬凳子、擦擦窗户之类的准备工作。当时村子也小、学校也小，但是教师、教室、学生都还齐全。
阎老师一贯对我乐呵呵的，然而另一个李老师则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她向我抛出的也是疑问句：“谁让你来上学的？你岁数不够，我们不要！回家去吧，明天也别来了，知道不？”。做为一个尚未建立自信心的小孩子，经历如此几番之后，哭着从越过起跑线几米远的地方退了回来，任凭家里人怎么劝说也不再进学校一步。第一次赢在起跑线上的萌芽就这样被扼杀了。
1988年，中央严禁个人倒卖化肥农药等重要生产物资。在这么大的背景下，终于没有人能够对我的年龄进行批判了，我背上了爸爸给我准备的劣质军用绿挎包，屁颠屁颠地正式被记录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档案里了。
村小不大，却足有六个年级；村小不远，我偶尔会在课间跑回自家大门口，记忆中妈妈总是在那里等着我，吃上一小口零食，忐忑的望一眼牲口棚里面的骡子，怕它因馋生恨，给我一脚。等我蹦蹦跳跳满足地跑回学校，休息时间才过去一半。
村小的课钟是一块挂在歪脖子槐树上的烂犁铧，树下有一口压水井，很多男孩子总是愿意在井边玩。春夏秋玩水，冬季玩冰。到了上课时间，会有老师拿一根铁棍儿“当当当...当当当...”地敲六下。一般情况下，早在老师们从办公室鱼贯而出的时候，就有眼尖的孩子瞥见了，只需一声吆喝，大家便一哄而散，跑回教室去了。
我一年级的同桌是一个二年级的李姓姑娘，一条长板凳，一头坐着我，一头坐着她。我站起来，她需要扶稳课桌才不会摔倒；她站起来，我也有坐翻板凳的风险。一个长课桌，一头是她的地盘儿，一头是我的范围，中间是很多人反复刻画过的分界线。一块黑板，左边是二年级的语文，右边是一年级的数学。一个老师，上半节课讲汉字书写，下半节课讲数字加减。
上学之后，父母没有操心过我的学习，却操心过一次放学后的意外。某个放学后的傍晚，同村大我一岁的玩伴，同时论辈份也是我的堂叔，在输掉游戏后愤然搬起石头砸掉了我的右脚拇指。于是，我头脑清醒、动作灵敏地抱着那块石头，意志坚定地追着他跑了半个村子，不顾大人的劝阻，狠狠地砸向了他的脚趾。斗勇耍狠的第一次就这样发生了，换来的是大人的狠揍和以后的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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