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宪君先生从四川团校（地点在重庆石桥铺）被打成右派押送峨边沙坪农场劳动改造后，认识了许多同是右派一起改造的朋友。现从林宪君先生的回忆中，节选三人的故事叙述于后。
1:蒙难冤死的付景德
付景德生于1933年，河南人氏，反右前系重庆市公安局干校业务教研室教员。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挺拔英俊，个性耿直豪爽。他被划为右派，仅为给校长提了一个意见。校长作报告时，把“忠心耿耿”读成“忠心耳火，耳火。”他好意相劝，建议校长进文化补习班学一段时间。反右派时，这句话被视为“恶毒攻击党的干部政策”，遂将其划为极右派，送峨边沙坪农场劳动教养。
我俩相识于1958年3月，同在峨边大堡三、四、五中队给小犯人和小劳教当大组长。由于性格职业相近，二人惺惺相惜，互相关照，结为好友。1959年春节，他送我一张照片，背书“送给宪君留念，景德1959春节，於后留一段空白，以示“大堡”这个令人诅咒的鬼地方。
1959年冬，我在官料河边烧杠炭，与张辉明、李惠民三人凑钱买下彜胞一条狗，由张宰杀煮熟后分为三份。我将自己一份分了一半带给付景德，打了个大牙祭。来年春暖花开，付景德到山下运粮，用一件最好的衣服换了一隻老母鸡，拿到大堡谭大娘家煮熟后，吃了一半，另一半则揣在怀中连夜赶回跑马坪五中队，悄悄的推醒我，把半隻熟鸡塞进我被窝，爬在我耳边小声说：“宪君，对不起啊！鸡汤没法带，都叫我喝了，这半边鸡是留给你的！”我躲在被窝里，一边狼吞虎咽，一边被这真诚的友谊感动得泪流满面。
1961年春，付景德患肝腹水，被送往胜利乡一劳教煤矿病号室休养。同室的小犯人经常偷他的衣物和餐具卖钱。每次付景德东西被偷后，都向我诉苦求援。因为病号只管吃饭，没有零花钱，我每月尚有12元。我去煤矿背煤时，常为他买点彝胞吸的蓝花烟。在那个年代，物资奇缺，买个饭碗都困难。一次，他的饭碗被偷，我给他买了一个搪瓷钵，还是保不住，我把我的大号盅盅给他，又丢了，我干脆给他买个小洗脸盆，仍然不翼而飞。他只好用一只破木瓢吃饭，沒几天，木瓢又不见了。害得他摘下帽子盛饭，干饭还勉强应付，稀饭又该咋办？
煤矿病号室的恶劣环境，让他一筹莫展。病饿交加，内外交困，病情不但沒有好转，精神也开始错乱。经常一人呆坐，嘿嘿傻笑。他多次恳求“解教”（解除劳教），右派医生宋乃湘感觉付景德的病情严重，建议将其送往沙坪场部医院治疗。而掌握生杀大权的场部医生就是不允。付景德被迫挺而走险，直接步行70里路到宋家山场部找领导解决。岂料，他前脚刚跨出不远，医生便向煤矿管教报告“付景德逃跑了！”（那个年代，逃跑要定罪，对逃跑犯既可击斃，又可加刑）煤矿狱警旋即将他捉拿归案。不容分辩，也不问事由，便将这个病人关押在大堡作业区禁闭室反省！
1961年国庆节这天，淫雨霏霏，浓雾弥漫，劳教人员均在躲雨，而禁闭室的在押人员，淋雨都要强迫出工。付景德拖着病体之躯，被押往后山脚下中耕洋芋。他精神恍恍惚惚，加之耳聋，独自一人低头蹒跚而行，押送的武警喝令：“站住！”付景德仍低头前行！于是，悲剧发生了，“呯！呯！”几枪，击中他背部，血流如注倒地身亡。年仅27岁的他，生命嘎然而断。当即被挖坑裸埋。
噩耗传来，我因脚伤，卧病在床，只觉得浑身颤栗，如锥刺心，我以被蒙头，嚎啕大哭一场。
2:救命恩人
杨守祥，若不是他的医德仁心，我林宪君早已命归黄泉。我俩相识于峨边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三中队，我是在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他是作业区劳改释放后留场“就业”的医生。是他治好了我的脚伤，挽救了我垂死的生命。
1961年3月，正是春耕播种时期，大堡三中队的劳教人员，虽然饿得偏偏倒倒，仍然要出工生产自救，以免饿死。我当时尚未丧失劳动力，脚穿草鞋，挑着满桶大粪疾步奔跑，刚跨上一座木板小桥，不小心左脚踩进一颗长钉，刺入脚心约半寸深。
我扯出铁钉，去找三中队卫生员刘维福，他给我搽了碘酒消毒，就再也无能为力了。如果按照四川民间单方，用泡酸茄子包在伤口，几天后伤口便可愈合。可在荒山野岭的大堡，到哪里去找泡酸茄子呢？
几天后，左脚伤口腐烂化脓，残存的铁锈粪毒已浸入肌肉，每天流脓不止。我拄着木棍到5里外的二中队去找卫生所，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青霉素，仍无任何效果，脚底照样流脓不止。
我已脚残如此，狱吏中队长赵世谦，人称“赵拐棍”，此人心狠手毒，时常以拐棍毒打小犯人，他见我走路一瘸一跛，恶狠狠的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反改造的右派分子！为了逃避劳动改造，故意把脚弄烂！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干活了？我命令你去打扫羊圈去！”
我衣衫褴褛，捉襟见肘，脚上只有一双草鞋，天天踩着羊屎、羊尿打扫羊圈，粪毒细菌不断浸入伤口。我从三月份拄着木棍，一瘸一跛地打扫着羊圈，一直拖到十月份。这半年多，整条左腿越肿越粗，且红肿发紫，脚底、脚踝已溃烂成两个伤口，每走一步都痛彻肺腑，刺骨穿心！
我如此狼狈不堪，赵队长又派我到后山坡守洋芋，夜晚睡在一小帐逢里。一天，他发现有人偷了洋芋，便指责我失职，没有看守好，又关了我七天禁闭。
那时候，我已周身浮肿，脸如冬瓜，两眼只剩下一条缝，周身无力，面如死灰，举步维艰，奄奄一息。
我悲观至极，看到周围的右派不断饿死，心如死灰，心想，我这辈子只有在大堡等死了，将这副骨头丢在大堡这个鬼地方，那时，我对生命巳陷于绝望！没料到，我竟绝路逢生，熬到十月份，救星从天而降，他就是良医杨守祥，调来担任大堡作业区的医生。
他原是温江军分区的医生，因冒犯了上级，惨遭迫害，被判刑劳改，来到大堡作业区。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曾被评为“人民功臣”。
我听说之后，挣扎着爬起来，拄着木棍到作业区医务室找他。他仔细察看了我脚上的伤口，无不忧虑的对我说:“你这只脚再不治，肌肉坏死了就要锯腿了！看你衰弱成这样子，恐怕性命都难保啊！”
我立即向他求助，希望他能救救我。他为难的对我说:“你这只脚必须动手术，割除腐肉，排去脓毒，清洗伤口，敷上好药！可是，我只有一个小药箱，既无麻醉药，又无手术刀，只有从朝鲜战场上带回的两包美国消炎粉，这么多年从不舍得用，即使有的管教干部需要，我都不给他。平时藏在身上荷包里，谁也不知道！我看你太可怜了，再不救你就来不及了。我今天破例给你疗伤，你必须忍着痛，我用自制的小刀片给你作手术，看看是否有效果？”
杨医生先用酒精和碘酒在伤口附近消毒，然后用自己磨制锋利的钢片小刀，在我脚底和脚踝切开两个排脓口，用镊子挤出了两瓷盘脓和血；又用小刀伸进伤口内割去腐肉；再用蘸满酒精的纱布，从脚踝伤口塞进去，再从脚底伤口拖出来，反复了好几次，清除了脓根和腐肉。
没有麻醉药，我只有忍着剧痛，咬紧牙关，以关云长“刮骨疗毒”的精神鼓励自己。手求过程大约一个多小时，杨医生已累得喘大气，我周身大汗淋漓，湿透了一片棉衣。
手术完毕，杨医生用镊子掀开伤口让我看，左脚底部的肉已完全烂空了，只剩下了脚筋、骨头和一张皮。他在伤口里面撒满了消炎粉，又用绷带给我包扎好，叫我七天以后再来看效果。
七天之后，我如期而至，解开绷带，左腿和脚背都已消肿，伤口已不再流脓。杨医生高兴的对我说:“老天保佑！你的腿脚有救了！”又过了半个月，奇迹发生了，我脚上的伤口已全部愈合，我已能丢开拐仗走路了。
万万没有料到，我的脚伤刚好仅几天，命运便有了转机，1961年中央有个新政策，要把劳改单位的右派集中起来，予以甄别平反，送回原单位恢复工作。
不久，沙坪农场各分场和作业区的右派们已得到了通知，先集中到峨边县沙坪镇森工局礼堂，再听候统一安排。
1961年11月7日这天早上，中队部通知全体右派集合，宣布了一批解除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名单，其中就有我。念完名单，让我们立即到大伙房领了两顿饭的熟红苕，走一天山路，到80里外的沙坪镇(峨边县城所在地)集中。
我打好了被盖卷，告别了未走的难友，又向我的救命恩人杨守祥医生告别，1961年11月7日这天，我们分手于大堡，我含泪而去。从此，便天各一方，半个多世纪未曾见过面。
3:被活活胀死的余少模
1958年3月，全国反右派运动已进入尾声，各个单位打右派硕果累累，开始打扫战场，对右派分子进行处理。惩罚右派分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方式，如降职、降级、降薪、取消工资待遇；开除党籍、团籍、公职、送回原籍监督劳动、下放农村、工厂劳动；送劳动教养几个等级。其中最重的行政处分便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了，劳动教养比劳改判刑还要重，劳改三年五载还有刑期，而劳动教养则是无期徒刑，大部分右派都关押了22年，若不是胡耀邦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许多右派要一生坐牢，直到关死为止。
3月15日我被宣布开除团籍，月初就取消了工资待遇；3月22日四川省团校组织科写了一张便条，把我和李山川送到了解放东路317号，重庆市公安局收容所。第二天下午即由武警押送到菜园坝火车站，登上成都方向的闷罐火车，没有窗户、没有坐位、没有灯光，里面漆黑一片，被押送的右派和其他人员，东倒西歪靠在自己行李上，无可奈何的等待命运的安排。第二天一早便被武警押下火车，改乘军用敞篷大卡车，直接送到峨边县城沙坪的大渡河边卵石滩前。我们当晚住在河滩卵石的帐篷下，第二天要翻山越岭走80里山路，才能到达大堡作业区三中队。
一路上我背着行李，扛着籐箱，行走在山间崎岖不平的小路上，当翻越蛮子岗时，我实在走不动了，坐在路边歇气。这时一位行李较少，基本空手的中年男子走上前来，满怀同情的对我说: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没有干过重活，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造孽八沙可怜兮兮的，干脆我来帮你扛箱子吧！”
我俩素不相识，他主动帮我拿行李，我心中窃喜，连连点头感谢。路上我问他姓名？他说: “我叫余少模，是重庆搬运公司送来的。”我俩相遇，一同走了30多里路，从蛮子岗经胜利乡，又经过大堡镇，再爬坡上坎，他一直把我的籐箱扛到大堡作业区三中队目的地。我对这位乐于助人、心地善良的中年男子，充满了感激和敬意。
到达三中队，我俩同分在一个大组和一个小组，天天劳动、生活都在一起。时间久了，大家相互都知道对方的底细。余少模为人很老实，劳动表现也很积极，他在单位还被评为“劳动模范”出席过市里的授奖大会哩。
他在搬运公司上班时，奉节县老家的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农村姑娘作未婚妻。姑娘从奉节来到重庆相亲，他租不起旅馆，只有让未婚妻住在自己宿舍里，二人尚未办理结婚手续就同居了。天长日久，被搬运公司的党委书记知道了，那阵正值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处于惩罚右派之际。各单位的领导都很积极，巴心不得送更多的人去劳动教养，以显示自己的政绩。于是领导们便以“乱搞男女关系”的理由，不问青红皂白，便给余少模戴上一顶“坏分子”帽子，凑够了数，完成上级下达的劳动教养指标，把他送到大堡劳动教养了。
余少模原在搬远公司扛包子上下车，每月粮食定量54斤，到了沙坪农场，每月只有20多斤，减少了一半多。来到大堡三中队，天天开荒、运输的重体力劳动，这点口粮根本不够吃，除了厨房的炊事员，其他每个劳教人员都吃不饱。
晚上收工后的包谷羹稀饭，每人只有一小木瓢，不足一两粮食的稀米汤，倒在地上狗都撵不到。余少模在搬运公司吃惯了粮食高定量，这点稀饭像喝了一口米汤一样，根本就不能充饥。每次分完稀饭，余少谋都要把木桶上沾的稀饭残余，用手指仔细刮进嘴里，洗木桶的责任他自告奋勇全包干了。那时候，我们从机关、学校来的干部和教师，还放不下架子㖭木桶呢！
1958年秋天，大堡三中队派了二三十个劳教人员到金口河去挑包谷，来回要走两天多的时间。我们回来那天晚上，住在红花乡农民家里，领队的大组长何耀明派余少模为临时炊事员，一路上为大家煮包谷稀饭和烙包谷粑吃。
第二天早上，每个人发一个包谷粑，也没有菜吃，喝点淡盐水就上路了。而余少模饿得实在遭不住了，他利用当临时炊事员这个机会，一口气吃了14个包谷粑，相当于我们14个人的口粮。
听说，他挑着一担包谷走在路上，总是感觉口渴，走到一个小溪沟歇稍，立刻爬下饮水，走起路来偏偏倒倒，已体力不支。大家忙于赶路，都没有留意，余少模突然痛苦地倒在地上，翻来滚去，肚子痛得不断嚎叫，挑粮路上又没有医务人员，人们束手无策。有几个人围在余少模身边，只听见“呯！”的一声响，余少模的肚皮胀爆了，肠子都流了出来。我挑粮走在后面，当我走近余少模身旁，他已经紧闭双眼停止了呼吸。大组长何耀明派了几个人把他抬到一处空地，向附近农民借了几把锄头，就地把他裸埋了。
回到三中队，我心里很难受，总觉得不是滋味，为了饱餐一顿，竟把自己活活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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