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孤愤》是韩非的明志之作，韩非怀着势孤之感和愤慨之情，深刻揭露了法治之士和奸邪重臣之间的尖锐矛盾，因此取名“孤愤”，从国家利益、君主至上的角度，痛斥了奸邪重臣蒙蔽君王的行为，表达了自己与他们势不两立的愤慨！
【读经典】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
简单翻译下：懂得治国良策的人，一定要有远见而明察，没有明察就不能洞察隐情；能够推行法治的人，一定要坚毅果断而刚劲正直，不刚劲正直，就不能纠正犯法行为。
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
简单翻译下：做臣子的要遵循君令治理政事，按照法度履行职责，而不是追求权重的人。权重的人，无视国家法令而擅自胆大妄为，破坏国家法制来谋取私利，损耗国家财富来便利私家，他们的势力能控制君王，这就是所说的权重的人。
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
简单翻译下：懂得治国良策的人处世明察，主张被君王采纳，被君王任用就能洞察权重的人的隐情；能够推行法治的人刚直不阿，言论被君王听从，受到任用就能矫正权重的人的奸邪行为。因此这两种人被任用，权重的大臣一定不会为法律所容许了。
是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当途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
简单翻译下：所以懂得治国良策的人、能够推行法治的人与当道掌权的人，就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当道掌权的人一旦独揽国家的政事，那么国外的诸侯、国内的百官都被他利用了。
是以诸侯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饰也。
简单翻译下： 诸侯如果不依靠他，那办事就不能得到答复，所以势力相当的诸侯都称颂他；国内百官如果不依靠他，那功业就不能进献到君主那里，所以群臣都替他办事；警卫官郎中如果不依靠他，那就不能接近君王，所以君王左右的人都替他隐瞒私情；读书学士如果不依靠他，那就收入微薄、礼遇低下，所以饱学之士都为他吹嘘。以上这四种人的行为，成为掌权人的帮凶，都是奸臣用来粉饰自己的工具。
重人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简单翻译下：权重的人不能忠于君王而推举他们的仇敌，君王不能越过上述四种帮凶去洞察他的阴谋，所以君王越来越受蒙蔽，而重臣的权势却越来越大。
【谈心得】
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足智多谋，心怀安邦定国的良策；他们洁身自爱，胸怀不畏权贵的雄心；忠心耿耿，为国为民奋斗终身。在他们的一生中，一定会面临数倍于自己的奸邪昏官，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这些场景在众多的历史影视剧中都可以看到。
《韩非子•孤愤》篇，就是韩非从底层逻辑上，分析和阐述智法之士与当涂重臣的区别和作用，提出“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从此这“不可两存”的两股势力绵延共存数千年，有人成为历史的受益者，有人成为历史的受害者！
韩非讲得“孤”，道出了智法之士的悲凉处境；“愤”道出了智法之士的坚贞态度，这个“孤愤”绝不是为了一已私利出发，而是从国家强大、民富兵强的整体利益发出的呐喊！
韩非开篇就描述了智法之士与当涂重臣的区别，智法之士明察烛私、劲直矫奸、依法从事，按法治官，洞悉私情；当涂重臣则无法无天、徇私枉法、损国利已、蒙蔽君主。
在清晰明了的论述了二者的区别之后，韩非却痛心的指出“当途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现实中更多的是当涂重臣独揽大权，蒙蔽君主，使得智法之士无法与君主沟通，君主难以施行合适的政策，无法实现国泰民安的理想。
其中的缘由，韩非总结为“邪臣四助”，分别从诸侯的外敌策应；百官的阿谀奉承；侍从的听命瞒罪、学士的吹嘘造势四个方面，阐明当涂之人能独揽大权的方法和根源。
最后告诫君主“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一旦当涂之人独揽大权，君主便大权旁落，无权威可言，国家就不是君主的了。因此依法治国、制度与程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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