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梭
看见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几经艰险,终于走出了洪荒的境地,用理智的光辉驱散了大自然密布在他们周围的乌云,使自己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在精神上一跃而进入了天国,用巨人的步伐,像太阳那样遍游世界各地:这是多么宏伟壮观的景象啊。
然而,要让人类反观自己,从自身去研究人,去认识人的天性、人的职责和人生的目的,那他们就会感到十分困难了。所有这些奇迹,在最近几个世纪又重新开始了。
欧洲曾经再一次退回到远古的野蛮状态。今天世界上如此开化的这一地区的人民,在几个世纪以前还生活在比浑噩无知更糟糕的境地。
我真不明白:何以会有那么一种比无知还更加可鄙的科学的奇谈怪论竟冒充“知识”,而且反过来对知识的进步设置一道难以克服的障碍。必须进行一场革命,才能把人类重新带回到常识的轨道上来。
这场革命终于从人们最没有料到的地方到来。使文艺在我们这一地区复苏的,是那些愚昧的伊斯兰教徒,是那些肆意摧残文艺的暴徒。君士坦丁的宝座的倒塌,给意大利带来了古希腊的遗物,法国也从这一堆珍贵的遗物中得到了许多好处。
时隔不久,科学便接踵而来;出现了写作的艺术之后,又出现了思想的艺术。这种一个跟着一个出现的现象,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但却是很自然的。
人们开始感到与缪斯交往的巨大好处:用一些值得人们互相赞赏的作品,促使人们彼此争相取悦,从而使人们变得更加富于社会性。
人的精神有它的种种需要,身体也同样有它的种种需要。身体的需要是构成社会的基础,而精神的需要则是点缀社会的饰物。政府和法律为结合在一起的人们提供安全和福祉,而科学、文学和艺术(它们虽不那么专制,但也许更为强而有力)便给人们身上的枷锁装点许多花环,从而泯灭了人们对他们为之而生的天然的自由的爱,使他们喜欢他们的奴隶状态,使他们变成了所谓的“文明人”。
需要建立了帝王的宝座,而科学和艺术则使帝王的宝座更加巩固。世上的君王们啊,你们要爱惜那些有才学的人,要保护那些培养才俊之士的人们。文明人啊,你们要支持他们;你们这些幸福的奴隶啊,你们之所以有这种你们引以自豪的细腻的审美观,要归功于他们。
正是由于他们,你们才有这么温良的性格和彬彬有礼的风尚,而且人与人的交往在你们当中才变得如此密切和如此容易。一句话,正是由于有了他们,你们在外表上才看起来一身都是美德,而实际上却一种美德也没有。
昔日的雅典和罗马,在它们国势鼎盛的岁月里,就是以这种高雅的气派而名闻天下的。这种气派,由于不那么张狂,反而显得更加可爱。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胜过所有其他的时代和其他的民族,也靠的是这种言谈和举止的高雅:说起话来带着一副毫无迂腐气的哲学家的腔调;一举手一投足,不仅不像条顿人那样粗野,也不像阿尔卑斯山那边的人那样矫柔做作,因而显得十分亲切和自然。这就是我们钻研学问所获得的生活情趣;这种生活情趣,在我们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变得愈来愈多样了。
如果外表真的是内心活动的反映,如果彬彬有礼就是美德,如果我们的佳言隽语能作我们行动的指南,如果真正的哲学和哲学家的称号是分不开的,那么,生活在我们当中的确是很美好的!然而,要这么多条件全都汇集在一起,那是太难了,何况道德是从来不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
服饰的华丽固然可以表明一个人的富有,翩翩风度可以表明一个人十分高雅,而身强力壮的人就要靠其他的标记来显示了。身体的力气和活力,只有在一个劳动者的粗布衣服下面才能看到,而在花花公子华丽的衣服下面是看不到的。服饰与美德是毫不沾边的;美德是灵魂的力量和充实的表现。
善良的人是一个喜欢赤身裸体搏斗的勇士;他很讨厌那些妨碍他使用其气力的零七八碎的装饰品;真的,大部分装饰品都是为了掩盖某些身体上的缺陷而制造的。
在艺术尚未使我们养成这种作风和教会我们说一种雕琢的语言以前,我们的风俗虽很粗犷,但却是很自然的。言谈举止的差别,可以让人一眼就看出性格上的差别。
人的天性并不是过去比现在更好;但是,人们只有在互相都能很容易看透对方的内心时,才会感到安全。这一点,我们今天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好处了,而在过去,它却使人们少做了许多坏事。
今天,人们的衣着愈来愈考究,说话愈来愈文雅,以致使取悦的艺术有了一套一定之规。在我们的风尚中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好像人人都是从同一个模子中铸造出来的:处处都要讲究礼貌,举止要循规蹈矩,做事要合乎习惯,而不能按自己的天性行事,谁也不敢表现真实的自己。
在这种永恒的桎梏下,构成这个称为社会的一群人,如果没有更强大的动机使他们脱离这种状态,他们就会永远处于那个环境中,永远做着那些事,而我们也永远搞不清楚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怎样一个人,必须要等到重大的关头来临之时,才能看出他是不是真正的朋友,也就是说,必须要等到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再等了,才能看清他的本来面目。因为,只有在重大的关头,对朋友的认识才最透彻。
人心难测,怎能不随之而产生一系列坏事呢?真诚的友谊没有了,对人的真心敬爱没有了,深厚的信任感没有了。在那老一套的虚伪的礼仪的面纱掩盖下,在我们夸赞为我们这个世纪的文明所产生的谦谦君子风度的面纱掩盖下,人与人之间却彼此猜疑,互存戒心,彼此冷漠,互相仇恨和背信弃义。
人们虽然不用诅咒的语言辱骂创世主,但却用亵渎宗教的语言来侮慢他;而那些羞辱神明的话,我们灵敏的耳朵居然听了也不感到刺耳。人们虽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但却贬低别人的优点;人们虽不用粗鲁的态度对待敌人,但却用巧妙的办法使他们感到难堪。民族之间的仇恨也许会消失,但对祖国的爱也将随之而遗忘。
愚昧无知固然受人轻视,但代之而起的猜疑之心却是很危险的。过激的言论虽遭到摒弃,恶行虽被看作是有失体面,但其他的坏事却被人们称之为善行,而且我们还必须自己做这些坏事或仿效这些恶行。
谁愿意赞美我们这个时代的贤哲们的谨言慎行,就由他去赞美好了。至于我,我认为,他们的谨言慎行实际上乃是经过一番巧妙伪装的放肆言行。这种言行,同他们伪装的朴素外表一样,是值不得我称赞的。
我们的风俗就是这样加以纯正的,我们就是这样变成好人的。让文学、科学和艺术自己讲述它们在如此有益的事业中究竟起了些什么作用。
我只补充这么一点:如果在某个遥远的国度有那么一个居民根据我们的科学的现实状况,根据我们的艺术的完美,根据我们舞台上的从容表演,根据我们彬彬有礼的外表,根据我们说话的亲切和一团和气的表现,根据各种年龄和各种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好像从日出到日落整天都忙于互相应酬)乌烟瘴气的社交场合,总之,如果这个异国人士根据以上所说的情况来想象欧洲的风俗的话,我敢说,他对我们风俗所想象的状况,与我们风俗的真实状况是完全相反的。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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