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只带了一只小木箱，里面装着她下落不明的未来。
外公去世早，外婆拉扯7个孩子讨生活，最后只剩下了3个，母亲是老大，家里实在太穷，外婆就找了个门当户对的人家把母亲早早地嫁了出去，父亲家也准备了一只木箱，只是稍微大点，当然还有一张床和两间茅草屋。
从我记事起他们就总是吵架，印象中母亲更凶悍一些，父亲有时也会动手，无奈父亲身材矮小，而母亲身材高大，总也讨不到什么便宜。
母亲总是讲她以前被外婆打到大，而且边打边诅咒她早点死，把她的五官都用最粗鄙难听的语言咒骂一番。
后来母亲也把她所经历的一切拷贝到了我身上，她抑郁焦虑的情绪随时都会转发到我身上，
吃饭慢挨打，做家务慢挨打，走路慢也会挨打，边拧掐我的脸或大腿边说，你怎么不死呀，你怎么长这么结实，掐死你都不解恨，塌鼻子，大嘴，棉裤腰眼，闷得兴，锅盖脸。。。
父亲唯一打过我一次是扇耳光，就是因为母亲打我的时候我反抗了，之后任凭母亲如何打骂我，同学或外面的人怎样欺负我，我都是忍着。
记忆中母亲总是黑丧着脸，头发蓬乱，不修边幅，父亲走路时脚好像总是在地上拖着，和他讲话时总是你说东他说西，和奶奶一样。
多年后我知道父母双方精神情绪都是有问题的。
不知道是遗传因素还是艰辛的生活造就了他们，当然也造就了我。
日子是那样的漫长，天天复制，看不到希望。我总是计划着逃，但从来没有实施过，像是宿命。
母亲总喜欢说日子是熬过来的，她也经常说不是为了我们几个孩子，她早就去死了， 我相信她说的是真的，因为我童年的时候也总会想到死。
贫穷的时候连盐巴都是向邻居借的，借一把盐还的时候要稍微多一点，象是利息。以至于多年后我买盐巴的时候总喜欢多买2包备用。
我的人生也象母亲那样熬着，小时候也少和人讲话，没有朋友。偶尔翻看小学毕业照片，哭丧着脸抑郁寡欢那个就是我。
从小我就喜欢阅读，只要看到有文字的地方，我就去读，这时我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与焦躁的现实脱离开来。
每次阅读或作文有关于母亲的内容，我都会躲到没人的地方哭一场。
父母都是种地的能手，好像他们也没有其他的本事，他们总是把土坷垃狠命敲得粉碎，
发泄的同时又好像有很大的成就感，当然我也必须和他们一样，否则会引来责骂。
父亲总是讲地能出黄金，但我从来没见过黄金，只是日子越来越难熬。
记得上小学时有年我家种西瓜，晚上我也去西瓜地里睡，大人们都围在一起抽烟聊天，我在自家搭的临时草棚里大声叫喊起来：“有人偷西瓜，有人偷西瓜”，大人们立刻把手电筒打开，对着西瓜地扫射半天也没发现半个人影，我还在不停的叫喊着，两个堂叔说“锅盖”（我屈辱性的小名，因为妈妈每次虐打我的时候都骂我是锅盖脸，大家也就都知道了）神经有毛病吧，多年后我知道那是抑郁症里的幻觉。
我中学是住校的，初中时候我最大的意外举动就是大冬天提了一桶水泼到一个毫不相干的女生身上，爸爸被叫到学校，校领导和老师说我平时表现都挺好的，学习也可以的， 是不是神经有毛病啊，还是退学算了，我爸说也许是学习压力太大了吧，后来我爸请他们吃饭去了，回来对我说给我留校查看。
高中时用玻璃割腕自杀过一次，同学们把我带到校医务室缝了几针，对医生说不小心划到了。
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疼，象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我只是象个麻木的道具，配合着大家的演出。
至今手腕处伤疤还醒目的躺在那里，象是档案。
那时候从来没听说过抑郁症是什么玩意儿。 那次自杀未遂更象是自残，发生在自习教室里自己的坐位上，连老师也不知道。
看来我并不想死，同学们说大概是学习压力太大了。
熬到大学，我逃到了上海，一个梦中没有痛苦的地方。大一的时候我抑郁得不行，喜欢窝在床上或者人少的草坪上躺着，头发一礼拜也不洗，被窝里也臭烘烘的，同学们说我懒，老师说我不上进，我也嫌弃着我自己。
没有记忆力，没有逻辑思维能力，只是活在过去的回忆中。去医院看专家，他说我是焦虑型性格。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抑郁症，觉得自己想太多了。
我留级了。
熬到毕业，再也不想回到那个伤心地，于是开始了在上海的打工生涯，不停的换工作，
好像每个工作都无法坚持长久，总有一个大黑狗在后面拖拽着我说，你不行，面对工作中的困难总是本能的选择逃避。
曾经看过8年的专家门诊，也曾经多次用不同的方法做心里咨询和坚持运动，但都是鞭子抽马，还是时轻时重的抑郁着。
一个相熟的心里医生告诉我说你要学着接纳自己，面对现实，毕竟你和偶发性抑郁症不一样，已经慢性化，残疾化了，需要终生和大黑狗搏斗。
日子就这样复制般地煎熬着，一天仿佛一年，一年仿佛一生。
但有一点,我从来就没快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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