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混世哲学（十一）

曾国藩的混世哲学（十一）

王自成

治军之道——作为原则的“严明”和作为辅助的“推诚”

上节已经说过，曾国藩的为政之道是以“求仁”为原则，而以“峻法”为权变的。而曾国藩的功业以扫平太平天国为最，其治军之道也最能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有趣的是，他并未一贯地将“求仁”当作原则坚持下去。我读《曾国藩全书》及《挺经 冰鉴》中与治军相关的语录，发现曾国藩的治军之道变成了以“峻法”为原则，而以“求仁”为权变了。

他说：“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为此，须严立军法，并严明行之：“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又说：“吕蒙诛以笠取铠之人，魏绛戮乱行之仆。古人处此，岂以为名，非是无以警众耳。”可见，他这是以“峻法”作为治军之原则，“严明”只是“峻法”的文雅说法而已。

在治军这个特殊的场合，“求仁”已经不再是原则。他说：“太史公所谓循吏，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煦也。”又自我检讨说：“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遥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反是乃败道耳。”可见“求仁”可能导致失之宽厚，因而在治军这个场合曾国藩不再强调“求仁”。

但曾国藩仍然坚持以“礼”作为“峻法”的纠偏手段，他说：“九弟临别，深言驭下宜严，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特恐明不傍烛，则严不中礼耳。”此外，曾国藩并没有完全抛弃属于“求仁”范畴的“宽厚”，它仍是治军的辅助手段： “以精微之意，行我威历之事，其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存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总之，在治军这个领域，“求仁”已经从原则下降为作为权变手段的“推诚”了：“ 鄙意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贵求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我湘淮各军，若果纪律严明，节概凛然，华尔（当时英国驻上海洋枪队队长）亦必阴相许可。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也，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当可渐为我用。纵不能倾情倒意，为我效死，亦必无先亲后疏之弊。若无自立推诚二者为本，而徒以智术笼络，即驾驭同里将弁且不能久，况异国之人乎？”

这里所谓自立，就是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做到“纪律严明，节概凛然”，其基本方法就是“峻法”和“勤”，因此是根本，是原则。至于推诚所推之“诚”，如下这段话有解释：“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勘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可见，所谓推诚，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或献身精神之教育，当然自己要以身作则。不然，自己不诚，就无诚可推了。

那么，曾国藩为何只把“推诚”当作“用”，而不是“本”呢？道理很简单，推诚是需要别人来响应的，而别人是否会按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来响应，其实还是未知之数。自己“修诚”或自己“求仁”都是自己能做主的事情。正如曾国藩所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但要求别人求仁，或推诚与别人，就不完全取决于自己了。以至曾国藩也只好“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了。因此也不难理解他何以不能一贯地将“求仁”当作原则来坚持的原因了。实事求是地说，在军事这个领域，只知道一贯“求仁”确实是迂腐的，恐怕很难达成“除暴安良”的目的，结果反而于“求仁”南辕北辙。盖求仁乃正常生态下的原则，而在战争这种变态生态之下，确实需要以“峻法”作为原则。正如老子所说的：“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而既然已经不得已而用之了，也得遵循兵者作为凶器的本身的规律，否则就没法驾驭这把凶器，所伤的恐怕也就是自己，而非敌人了。

2017年12月1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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