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混世哲学（九、十）

曾国藩的混世哲学（九、十）

王自成

九“明强”是对“智勇”的继承和创新

写到这里，我虽然尚未讲完《曾国藩全书》之《挺经》及《挺经冰鉴》之《挺经》的全部内容，但已经发现那些尚未讲述的内容与《挺经》的主题“坚挺”其实没有逻辑上的关系。这也正好说明我在上文对这两个版本的《挺经》的基本判断：所谓《挺经》只是后人摘抄曾国藩语录拼凑而成的。因此，本节先探讨一下上文已经讲述的应当归入《挺经》的那些内容的来源，而将介绍曾国藩其他哲学思想的任务留给下一节结以后。

曾国藩的《挺经》的主题是“坚挺”，而其学术化的说法就是“明强”。而他在谈论“明强”之“明”时说：“三达德之首曰智，知即明也。”可见，曾国藩的“明强”之“明”正是继承于《中庸》第二十章中的三达德之“知”：“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安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勉强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困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曾国藩也认为学问是做到“明”的根本途径，与孔子的“好学近乎知”完全一致。

曾国藩在谈到“明强”之“强”时说：“至于一身之强，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可见，这个“强”正是继承于孟子所说的“勇”（《孟子•公孙丑上》）：“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曾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自我反省无愧于良心道理，因而能理之其状。缩，直也），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细读《孟子》这段文字的意思，北宫黝之勇是身体之勇（也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斗强之勇），孟施舍之勇是基于气概和智慧的智慧之勇，而曾子之勇才是无愧于良心的道义之勇。当然，曾国藩所赞赏的是曾子之勇：“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长。”

 当然，曾国藩还引用其他思想家的语录来说明这个“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砺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

总之，曾国藩的“明强”思想可以说完全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的“智勇”的继承。区别在于，传统的叙述因过于简约而多流于高大上的空谈，而曾国藩从应用角度出发，对坚挺、坚忍、勤俭和学问等侧面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发挥，让学者一下子觉得路径昭然、简单明白了。应该指出的是，曾国藩的《挺经》或明强学说，虽然在传统哲学思想中有其根源，但确是曾国藩哲学思想中最具创新性的部分，其内部具有清晰的逻辑脉络，讲述也较为完备。

十作为原则的“仁爱”和作为权变的“峻法”

曾国藩的其他思想不仅内容庞杂，且来源多样。不像孔子有一个“仁”的中心，或像孟子有一个“义”的中心。这就让本文在这里的讲述面临着一些困难：本节以下要讲述的内容与上文的《挺经》或“坚挺”没有逻辑上的关系。为此，我曾考虑另外撰写一篇文章去介绍曾国藩的《挺经》之外的思想。然而，这样的介绍会使曾国藩的思想失去完整性，会留下以偏概全的毛病，对读者是不负责任的。因此，下文将继续讲述曾国藩那些庞杂的思想，而对于它们之间逻辑关系之缺乏或牵强之处，预先在这里略作说明，也许可以成为曾国藩研究者们的新的起点。

曾国藩的《挺经》或明强学说教我们的是一种个人奋斗哲学或一种个人人生哲学。而曾国藩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当然有他的为政思想：“为治首务爱民，爱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于听言。魏叔子（指清代散文家魏禧，字叔子，有《魏叔子集》）所言‘仁术’，‘术’字最有道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解也。又言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观人当从行事上勘察，不在虚名与言论；当以精己识为先，访人言为后。”

这里的“爱民”当然来源于孟子，而“仁”当然来源于孔子：“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与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自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而后世求仁者，莫精于张子（宋代思想家张载，关中学派创始人，程朱理学的先驱）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 ，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作为军事家的曾国藩，仍然以“仁”、“礼”作为治军的基本原则：“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当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大小无众寡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此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又说：“吾人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习，人人成才，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

可见，曾国藩的“求仁”、“爱民”思想来自孔子、孟子、张载等前代思想家。他接着张载的“民胞物与”讲述“爱民”的本体论根据：“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尤大本（大本者，理与气也）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在体恤乡党、孝养父母、教育子弟、信爱朋友和统御部众等方面，基本上还是谨守“仁”的原则的。但在镇压太平天国这件事上，却显出了他残酷的一面。《清史稿•曾国藩传》记述其在湖南帮办团练时事云：“四境土匪发，闻警即以湘勇往。立三等法，不以烦府县狱。旬月中，莠民猾胥，便宜捕斩二百余人。谤讟四起，自巡抚司道下皆心非之，至以盛暑练操为虐士。” 也难怪时人要“皆心非之”了，因为即使按照当时尚不健全的法制观点看，这种做法也是违法的。然而，曾国藩如是讲述其实施“峻法”的理由：“世风即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除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于是，来自儒家的“仁”与来自法家的“峻法”之间表面的矛盾在曾国藩这里获得了辩证统一。仁是原则、是目标，而“峻法”是权变手段，如果时势所迫，后者正是实现前者的必要手段。对此，《曾国藩全书》之序言评论说：“曾国藩所说的‘仁’，是指‘大仁’而非‘小仁’，因为‘小仁者，大仁之贼也’。所谓‘大仁’，既含有孟子所说的‘制民之产’、‘然后驱而之善’的成分，也有朱熹所说的‘辟以止辟’以行‘仁爱’的成分。” 由此而论，曾国藩事实上修改了孔子的“仁”的内涵。孔子对仁的要求极高，赞美“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乃至不饮盗泉之水。而曾国藩甘冒“曾剃头”的骂名，也要大开杀戒。为了替自己辩解，他还对“中庸之道”进行了抨击：“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习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昂藏也）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于意气之偏，是以屡蹈愆尤，丛取讥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写到这里，我不胜感慨：原来曾国藩早于五四运动50多年前，就已经如此深刻地批判中庸之道了，这是何等的见识！那种把“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当作中庸之道的世俗之见，早该痛加批判并加以摒弃了。当然，中庸之道的认识论意义不在于庸庸碌碌或无所作为，这是个曾国藩也未能给予“修正”的大问题，也许将来我们可以再进行专门讨论。但曾国藩已经将“求仁”和“峻法”统一了起来，尽管二者本身都不是曾国藩的原创，但他能把二者统一起来，并在实践中拿捏到恰倒好处，这充分显示了他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我甚至觉得，他是应用辩证法的大师，尽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当时还没有翻译到中国来，汉语中还没有“辩证法”一词。当然，辩证法的实际内涵，在道释儒等传统中国哲学中早就有了，是曾国藩善于学习和应用，因此在他这里闪现出了智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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