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招提寺，位于日本奈良市的西南部。占地面积和规模在当地的众多著名寺庙并不算太突出，但这里却是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总本山，在东亚地区佛教传承史上的位置也极为重要。同时，广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日本律宗开山始祖”----鉴真大师(公元688—763年，俗姓 淳于 江苏扬州阳县人) 的遗骨亦埋葬于此。
唐招提寺始建于日本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是由当时的日本孝谦女皇(718~770年)特为鉴真大师在日本传法所敕建的，并赐其尊号为”鉴真大和上“。在日本文化中，对于那些德行崇高的僧侣，尊称其为"大和上(意即 大和尚)"，而这一专有称谓则始于鉴真大师。
鉴真大师 应日本圣武天皇之邀请，六次东渡的传奇经历早已家喻户晓。
他不畏艰险，舍身传法的决心更是感动了一代代的日本国民。作为”世界遗产“之一，唐招提寺在日本的地位已远不止于宗教。其实在鉴真东渡之前,已经有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睿禅师等唐朝僧侣受邀东渡,那么，日本为何还要执意邀请鉴真呢?而且,到达日本后,鉴真的地位也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东渡僧侣,无论其来自中国还是印度,或者百济,鉴真为何获得如此尊崇的地位呢? 这是因为，当时日本从唐朝邀请高僧东渡传法,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日本僧侣戒律不严的问题。
日本佛教来自百济,经过天竺-中国-百济-日本的长途传播,其内容已颇为驳杂。日本民间更普遍采取自誓自愿的方式出家,对于戒律的理解也五花八门。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自己愿意,即可宣布自己是和尚,且没有什么戒律约束,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当时的日本官民对佛教虽推崇备至,但对这样随意的僧侣又觉得不能信任；于是,就产生了严格戒律,用受戒的方式来规范僧侣的要求。
僧人受戒,实乃佛教的一大典仪,类似于一种宣誓仪式,表示受戒者立志遵守佛教戒律,从此成为正式的佛教徒。大多数僧人都要经历受戒的仪式,不过,由于派别不同,受戒的内容也很不相同,如小乘佛教就没有吃荤等戒律。一般僧人常受的有五戒,八戒,十戒等,但是最为严格的大乘佛教途,要受二百五十戒,称为“具足戒”,至此,佛教戒律发展到最高的形式。也只有自己受过戒的僧人,才可以为其他僧人受戒。这种严格的戒律在当时的日本几乎无人了解。故此，天皇才决心到中国聘请高僧,指导日本佛教界完善对戒律的认识和理解。不过,即便在当时佛教发达的唐帝国,针对”具足戒“也只有少数僧人了解，接受，并能够严格遵守。
鉴真与其他赴日僧侣不同,他是一名真正受过“具足戒”的僧人,而且在赴日之前就已经为四万余名僧侣授过戒，于是便成为日本方面寻找的最佳目标。由于日本佛教界严格戒律的努力未能始终如一,今天日本的佛教流派中,大多数都不排斥吃肉娶妻。但至今,由鉴真所创建的唐招提寺中的日本律宗寺僧,却依然是日本除临济宗总坛以外仅有的严守戒律的僧侣。
走进唐招提寺之前，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正门(南大门)顶上那方桧木质的门额，高148厘米，宽107厘米，其间钩刻四字二行。“唐招提寺”这四个字也是当时的孝谦女皇仿王羲之、王献之的字体所书。银钩铁划，笔法稳健，纵横潇洒。不过如今的匾额已经是复制品了。寺名的几个字中，“招提”二字，原系梵语的“拓辟提奢”，后来因抄经和尚的笔误，把拓误为“招”，而且去”辟奢“后单留”提“字，便简化而成了“招提”。“招提”似有收留游方和尚之涵义，也就是十方住持寺院的意思。“唐”则表明本寺的身份不同。根据当时日本天皇的命令，唐招提寺即是为唐朝鉴真大和尚所建立的寺庙。
天平胜宝六年正月(公元754年)，当鉴真大师历尽磨难抵达奈良东大寺后，日本天皇即遣使于次年正月五日前来颁诏曰：”大德和上，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合我心，朕喜慰之情无以言表！朕建立此东大寺已逾十余年，切盼能设立戒坛以传戒律。此心日夜不忘，自今以后，受戒传律等诸事一律委任大和上负责。“同时，天皇赐鉴真以”传灯大法师“之称谓。这天也就成为了日本律宗的立教开山之日。四月，于卢舍那佛殿前立戒坛，圣武太上天皇、光明太上皇后、孝谦天皇、皇后、太子及公卿以下受戒者达430余人，又有名僧80余人弃旧戒从鉴真重受新戒，这是日本佛教史上第一次正规的登坛受戒。
唐招提寺之戒坛
此后，与鉴真一同东渡来日的弟子--思托和尚(山东沂州人)撰写了 《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三卷，以记述大师不屈不挠之经历。当鉴真圆寂后的第二年，日本在派 遣唐使 来华时，还特意前往大师的出生地---江苏扬州的各大寺庙报知此噩耗。当地与鉴真大师有关联的僧侣们集体面向东方举哀三日，并于龙兴寺设大斋会致哀。公元779年，唐朝派官员高鹤林访问日本。高鹤林于次年拜谒唐招提寺鉴真墓，并作一首五言律诗赞颂鉴真大师，题为《因使日本，愿谒鉴真和尚，既灭度，不觐尊颜，嗟而述怀》。
全诗如下：
上方传佛灯，名僧号鉴真。
怀藏通邻国，真如转付民。
早嫌居五浊，寂灭离嚣尘。
禅院从今古，青松绕塔新。
斯法留千载，名记万年春。
“上方"即上邦、大国。“藏”（zàng）是佛教经典的总称。“真如”为佛教语，谓永恒存在的实体、实性，亦即宇宙万有的本体。佛教谓尘世中烦恼痛苦炽盛，充满五种浑浊不净，即动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和命浊，合称“五浊”。这首诗高度评价了鉴真东渡日本、传授佛法的历史意义，赞颂了鉴真离开尘世的从容自若、永垂不朽。
(公元八世纪，鉴真大师入寂前，其弟子们采用脱活干漆法为恩师制作的木像，现存唐招提寺，日本国宝。)
无论从何角度来看，中国人走进唐招提寺都会由衷的产生一种“返乡之情”。清一色的唐式建筑以及随处可见的华夏文明标志，让你顿时忘记此处实乃“他乡”。
建筑大师梁思成对唐招提寺的木构建筑格局推崇备至！他还曾特地撰文介绍道：“对于中国唐代建筑的研究来说，没有比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鉴了。中国唐以前的佛敎建筑在公元845年曾经“会昌灭法”的大厄。木构的殿塔，拆毁殆尽。虽然仅仅几年之后，宣宗又复法，但安史之乱后，战乱频仍，生产被破坏，财力匮竭，被毁的佛寺即使有所重建，亦难恢复盛时的宏伟规模。因此，遗留到今天的唐代木构殿堂，据中国建筑史家近三十余年来广泛的调查所知，仅仅只有两处，更不用说完整的组群了。这两座罕有的唐代佛殿都在山西五台山。其中较早的一座是南禅寺正殿，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是一座幸免于灭法之厄的、会昌以前的佛殿。另一座是佛光寺正殿，是宣宗复法以后，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所建。这两座佛殿兴建的年代都在安史之乱以后，藩鎭叛乱此呼彼应，李唐政权日益危殆、民穷财尽的时代，大规模的兴建已不可能。南禅寺正殿仅仅广深各三间；佛光寺正殿也不过广七间、深四间而已。显然，充其量它们只能算是唐代佛寺中第二、三流的殿堂，是不足以代表唐代全盛时期的佛敎建筑的壮丽规模和最高成就水平的。首先明确了这点，我们就可以它们为一种较低标准的依据，从而推想唐朝全盛时期主要大寺宏伟庄严的气象了。这两座佛殿都迟于唐招提寺金堂:南禅寺正殿迟二十三年，佛光寺正殿则迟九十八年......“
唐招提寺 金堂
鉴真给日本带来七尊佛像，一千余卷佛经，五名中国和尚、四名番属和尚、其中蒙古、西藏、安南、土耳其各一名。他还带来一套汉医书籍，一套王羲之真迹书法，和一大批工匠；包括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家。这时，日本的圣武天皇已退位，女皇孝谦天皇则对这位中国高僧倍极优隆。当时，奈良的东大寺设有“僧网”，为节制日本全国僧徒的最高机构。孝谦天皇把鉴真和尚迎在东大寺的僧网之内，封为“大僧都”，几位鉴真的高足也都封为“小僧都”。大僧都是和尚中位置最高的一级，赋予统治众僧的职权。鉴真之外，另有一名日本和尚良弁也拥有这个头衔。鉴真在东大寺建筑戒坛为众僧授戒。日本圣武太上皇、光明太皇后、孝谦女星均一一登坛受戒。日本佛教风气一时为之大振。而他本人在日本的影响力就在此时发挥到了顶峰。
但为时不过五年，日本天平宝字二年（公元758年），继孝谦女皇即位的淳仁天皇下了一道诏，托词鉴真和尚年老，不胜政务干烦，封以“大和上”头衔，并顺势解除了鉴真的大僧都职权。从此而后，鉴真和尚和他的徒弟一行便被安置在现在唐招提寺的地方了。就是说，一个私立的讲授唐律的寺院便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后经史家验证，鉴真和尚在被解除了大僧都的职权之后，在唐招提寺内的一段生活过的并不十分理想。日本女作家永井路子更指出，鉴真和尚之所以被解除大僧都职权，可能是由于另一日本人大僧都良弁所发动的权利斗争的结果。那时，在日本和尚中曾有一种“自誓受戒”之说，其目的似乎便是为了反对中国和尚的专权授戒。而良弁很有可能便是这个说法的幕后支持者。另外，唐招提寺这块地方，原是一位道祖王的王府。道祖王曾被指名为孝谦女皇的太子，后因其参与了一个谋叛行动，最后竟被天皇下令杖死府中，府中可能尚有其他家属同时被杀。所以，这个道祖王府实乃一座凶宅。一帮中国和尚被安置在这样一间凶宅之内，可见待遇已不是什么优遇了。
而唐招提寺正式的着手建造，则大约在日本天平神护元年（公元765年）之后，即孝谦女皇废了淳仁天皇重新即位以后的时候。这时权利上的斗争又对中国和尚有利了，所以，后世著名的金堂大佛殿或大讲堂都是这以后逐步兴工建造的。有些资料指证，寺内的大讲堂都是以后由日本权要大臣所捐赠的。所以，名为私立，实际上也是依靠了官方经济上的资助。
作为鉴真大师故国的行者，此行拜谒其墓地自然也是必须的。鉴真墓位于唐招提寺的东北角，经过深深地一条幽静小路后，便有一处略显寂寞但却极为安静的庭院。进去后迎面便是鉴真大师墓。鉴真是在日本天平宝字七年（公元763年）以七十六岁高龄圆寂而终。可以说，他在世时唐招提寺尚未有其现在风光之面貌，毋宁说是他的一批中国徒弟们在大师死后的逆境中所创造的。据说，鉴真当时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间小僧舍、一间小佛堂而已。那间小僧舍的遗迹，也就是今天他的墓地所在。
中国原佛教协会会长 赵朴初 的题词
为纪念赵朴初居士对中·日·韩三国佛教交流与发展的贡献，唐招提寺为其在鉴真墓畔树碑
鉴真墓旁有两株来自其故乡扬州的琼花树，且是由中国赵先故总理手植
在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史中，鉴真东渡的意义和影响极为深远。律宗东传后在日本大兴，而伴随鉴真来到日本的代表当时亚洲地区较为先进的唐文化，也深深助推了当时日本的社会进步。至今，由鉴真携带而来的所有物品，佛像，资料，文献甚至是他及其弟子的手迹，均作为日本的国宝被很好的保存。每年的6月5日~7日三天中，前述中所提到的日本国宝--鉴真木像 实物，还会向社会大众展出；同时在唐招提寺也将安排各类重要的法会，以重温和纪念这位大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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