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某一年的新生入学典礼或是毕业生毕业典礼上，某位院长或是嘉宾正在高处的讲台上夸夸其谈。我身边坐着我的前辈，上一届的学生会主席，也是那种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当时台上的讲演人如同所有讲演嘉宾一样拿我们学校的知名校友马云作为榜样激励我们，他提到“马云在我们学校时担任学生会主席，并且找了一位同班的女同学作为自己的伴侣”时，边上的前辈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他做到的你也做到了。”
这番话让我错觉自己已经成为了三分之二个马云。人们总是不屑于界定成功，因此他们不会记住一位在火场牺牲的消防兵战士的名字，却乐于将一位商人的名字挂在嘴边，企图要与他沾上些关系。
不过，我并不讨厌这位其貌不扬的优秀校友。他喜欢别人称呼他为“马老师”，而他的员工和同行们也确实这么称呼他。在他的影响之下，我走进了大山深处，成为一名山村里的教师，可是这里的山民和孩子们并不称呼我“老师”，而用了一个今天看来十分文雅但亦有些可疑的封建气息的称呼：“先生”。
我认为，每个追寻理想而不得的人都应该来大山深处看一看，既是为了看得清自己，也是为了看得清迷蒙背后的世界。
1.
2019年3月，考研失败的我一度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人们总是乐于听好消息，成功者可以尽情倾诉他一路走来历经的苦痛与艰辛，一字一句无意义的废话都被旁人奉若至宝；对于坏的、负面的、消极的情绪人们往往不屑一顾，表现在失败者的悲伤和抱怨招引来的是同情、嘲讽和漠视。他们曾经相似的努力（失败者甚至付出更甚）没有人会看得到，失败者的心酸只有自己默默消化。那个时候正是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人们的这种古怪心理。
在结果公布以前，我幻想过很多次失败后的我会以什么样的举动来应对，分手也好，吸烟也好，大醉一场也好，独自去流浪也好，我甚至有些期待失败的发生，那样我便有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去完成自己真正想要完成的事，或者说，去完成那些自己曾经不敢尝试的事。可是当失败降临的时候，一切还是那么措不及防，令到我荒废了两周的时间缓解关于未来计划被打乱的冲击，但其实最让我感到难过的是自己什么也没有改变——我仍然按着父母期望中的人生道路走下去，找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准备下一年的考试。我完全不知道结果会不会更好，只是觉得这样的决定会令父母更加安心吧。
于是我再度（其实大学期间有过很多机会吧）放弃了学习做咖啡（手磨的那种）的机会，也放弃了离家出走流浪天涯（我有很宏伟的旅行计划）的契机，重回到了庸碌的道路上。之前欢欣鼓舞地报考了高中历史的教师资格证考试，至今仍然前途未卜，但是一直以来我很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初为了所谓的“爱情”和所谓的“事业”（学生会事业啦）而没有选择转去师范类的专业（理想的是人文教育专业）。由此我承认，人类的感性还真是祸害。
可是说起来，理想之类虚无缥缈的东西也不过是感性的一种，感性对感性自然是更为强烈的一方能够取得胜利？谬误发生在我们不能够认识实现理想的成本。所以我更钦佩那些放弃一切的人——站在原地不敢向前迈步的孩子是难以独立成长的，所谓“舒适区”即是指在原地享有原有的东西，与社会评价背道而驰的选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逃离舒适区”，而非商人和政客所鼓吹的那样“实现自我，超越自我”。
许多人相信的事情，就慢慢变成了约定俗成。为什么要有国家和军队？因为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杂色民族有，如果我们没有就会被欺负，18年前的那次坠机事件便是最好的证明。为什么要激励人们投身实业、努力奋斗？因为经济呼唤增长，政治追求进步，文化需要繁荣，如果我们停滞，那群曾经瞧不起我们的人又将踏着铁蹄奴役我们。为什么人类要如此相互折磨？因为爱因斯坦说“大自然喜欢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不同人种以国家或民族或宗教为单位相互竞争、杀戮的同时，作为蓝色星球上的统治者，智人这个物种也在获得不断的进化机会，这便是自然赋予一切生物的铁则——适者生存。
2.
探寻世界发展的规律，求索宇宙存在的意义，那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任务。与我这样的普通人无干，我还是更加关心小镇上的菜场搬迁以后买菜会有多麻烦。
不知道什么原因，印象中的四月总是悠闲而美好的，故愈发欣赏林徽因“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般的赞叹。4月1日的午后，与此前几天的最大区别不过是天气格外晴朗，寝室中只有我和另一位要好的室友，窗外四处洋溢着春日特有的温暖，一切都是那样恬静而美好。然而悲观主义者的悲剧正在于他们学不会享受当下的幸福，徒劳地担忧着那一刻幸福转瞬即逝，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还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担忧仅仅是担忧而已，绝不会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在网络上查找过有关乡村教师的消息，我对自己是否能够做好对艰苦生活条件的心理准备仍然缺少把握，从小在城市中长大的我不仅身体素质不好，而且胆子也特别小，惧怕一切看起来危险的事物（从活禽到篮球，足球倒是个例外），常常被母亲调侃是“温室的花朵”。虽然自13岁起就过起了住校生活，但是好歹直到大学我就读的学校寄宿条件都相当不错，没让我过过洗大澡堂、上公共卫生间刷牙的日子。不过作为一个男人，我对自己的适应能力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我并不是没有过教书的经历。在学生会做干部的两年间，通过暑期社会实践的活动，我十分幸运地去了两回下姜村做支教调研活动，当然也为当地的书记添了不少麻烦，直到现在我依然很感激这样的经历。以前我是非常讨厌孩子的，尤其是喜欢大吼大叫，动不动就闹情绪的小学生（可谁又不是这么过来的呢），但是当我接触了山里的那些孩子以后，我才发现他们也并不是只有缺点，他们也会为我们的到来而高兴，为我们的离开而落泪。或许是与生俱来的沉稳、古板的性格，周围的人大多认可我适合成为一位人民教师。
我也并不是没有经历艰苦条件的经验。大约是2016年的夏天，和我要好的一位损友一同前往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拍摄取景地——东极岛。只在岛上留宿了一夜，被浩瀚的星空所震撼，也被青年旅舍的简陋设备所震撼，那晚我不愿意洗澡，或许是环岛游走太累，或许是纯粹不习惯在公共浴室洗浴。
克服习惯的过程是痛苦的，相对轻松一些的便是养成另外一种习惯加以替代；这与恋爱心理学中失恋后马上寻找下一任以使自己更快走出情伤的方法似乎如出一辙，很好理解。难点在于你要培养的那种习惯是否比原来的习惯更好，更符合你的期待。
我喜欢大山深处的静默与神秘，所以我对那些依山而建的大学老校区有着特别的兴趣，例如现在已经被列为历史文化保护单位的浙江大学之江校区。走在清晨湿滑的山路上，听着树梢上鸟儿的吟唱，路过年岁上百的西洋式的教学楼建筑，抬头望一眼远处的钟楼，不自觉地加紧了步伐，心情也就随之变得欢呼雀跃了吧。
3.
昨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是一个难得的逻辑十分清晰、画面十分真切的春梦。梦中我与一位穿着黑色丝袜的有夫之妇交媾，她半推半就的样子引得所有男人心里发痒。醒来后我还仔细回忆了一遍事件的前因后果和做爱的细节，然而吃过午饭后又忘得很干净。
曾经不知从谁那里听来一种异常玄乎的说法：人做的梦在醒后进食之前是不可说的，否则就会招致灾祸；但是进食以后人的大脑又会消除梦的片段，再也无法回想起完整的故事。艺术家们的梦是珍贵难得的创作材料，“废寝忘食”的说法用在他们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艺术家一旦做完了梦，必然要从床上弹起来，不顾一切地拿起他的笔杆开始他的创作，趁他的灵感没有消退，描绘出自己那真实得虚幻的梦境，进而成就史上伟大的艺术品。普通人的梦似乎只能作为弗洛伊德的研究材料，供给人类科学的研究与进步，为开发人类潜能作出微不足道的贡献，或是成为更加无用的邻里街坊的饭后谈资与笑料。
隐居深山的梦可不唯独陶渊明做过，孟浩然、王维等亦多有神往。选择到人烟稀少的大山深处做一名教师，我大抵也有这样的考虑，与过多的、赘余的、可避的人交往常常令我感到烦闷不适，尽管我曾经也试图扮演过自来熟的角色，可追究到底我还是个不善社交的敏感孩子。想着居住在山村之中，生活简单舒适，除了教学的工作之外，每日所做不过吃饭睡觉读书写字，岂不快哉！
然而要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样的问题往往令我困惑，无所适从。
屋外，风继续吹。
周弥之
2019年4月1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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