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天生就是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
——波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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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静的法庭中，金斯伯格坐在大法官席上，黑色的大法袍外，佩戴着琉璃细珠串成的扇形颈饰，这让自由派的人士很失望，因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在今天要宣布的议题上他们输了。但金斯伯格不会让他们失望，她依然会在全体法官面前，提出“异议”，掷地有声。
金斯伯格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一生都在为女性争取平等的人权。她出生于一个女性被极大程度看低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她亲眼见证了她本该有所作为的母亲，默默无闻，带着遗憾早早离世；又亲身经历了因为自己是一个女性，而被许多就职的机会挡在门外。
即使她有丝毫不输于男性的意志和智慧，她仍以“女性”的身份，遭遇了一次次的拒绝。
在这一次次拒绝之中，她认识到，法律没有给予女性宪法中所规定的“平等的人权”，她要为夺回这种平等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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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是否应该被允许拥有自由堕胎的权力”，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自由派与保守派相互斗争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金斯伯格一生都在努力奋斗的议题。
传统的观念中，不允许女性自由堕胎，她们很难找到安全的避孕药物，缺少被公众认可的堕胎方式，被要求在堕胎之前必须争得伴侣的同意……
《异见时刻》中说道，“怀孕本不是女性能够自由选择承担的生理过程，如果没有可以决定自己是否怀孕的生育自由，女性永无平等可言。”
很难想象，当一个胚胎“不期而至”，可能给母体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是灾难的时候，身为母体，却只能被动地选择承受这种灾难。这无异于使女性沦为了生育的工具，似乎那是她们必须承担的义务，而且只是她们的义务，只有她们需要为此付出代价。
对于女性堕胎权利的争取，似乎耗费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直至今天，自由派的这种思想，也没能完全被接纳，甚至岌岌可危。这种悲剧式的争斗，换来了无数悲剧的结果，也引发了一部分人的反思。
在《苹果酒屋的规则》一书里，主人公荷马起初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认为胎儿有活着的权利。但在见证了一次又一次“不幸的怀孕事故”之后，他终于明白，有些时候，怀孕本身对于母体是更大的摧残，而母体作为一个已经有意识的独立个体，她的权益也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所以，他完成了一次从保守派到自由派的蜕变。
这本书里毫不掩饰地描绘了很多场“怀孕的事故”，强奸、乱伦、意外……这在现实生活中也频频出现。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阻止这些“事故”的发生，那么也不应限制女性堕胎的自由。
而我们也期待，全人类都能够完成像荷马一样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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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是个工作狂，她时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一天要工作20个小时，她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女性的身份，在工作上有任何的懈怠，却相反，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取得了比很多男性更重大的成就。
女性理应拥有平等追求事业的自由。但在职业中，女性遭受到的歧视几乎一直存在。他们不仅质疑女性的智慧与能力，更质疑女性，能否从漫长的孕期中解脱出来，做到全勤。
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女性不可能站在工作岗位上，在众目睽睽之下，生下自己的孩子，并像解手一样擦擦屁股继续工作。她们需要一定的生产期和恢复期。所以这便想当然地成为了很多企业将女性挡在门外的武器。
在《异见时刻》中，金斯伯格接手了这样一个案子：斯科拉克是一名空军护士，一直跟随部队，在她被发现怀孕时，部队给了她两种选择，辞职或者堕胎。她两者都没选，而是选择与空军当局对簿公堂。
金斯伯格在辩护状中说道，“该政策鼓励女性军官不要怀孕，而男性军官则没有以开除作为威胁，而被变相鼓励放弃为人父母会带来的乐趣与责任。”
这种现象即使是现在，也依然存在，且难以避免。许多用人单位在招收职员时，将女性挡在门外，又在迫于社会压力招收了女性职员后，不肯给她们足够的产假，变相逼迫她们离开。但他们却似乎从来没有试图管束自己的男性员工，告诉他们任职期间禁止让女性怀孕。这便是不公平所在，性本是两方面的事，但承担后果的，却往往只有女人。
所以为了维护公平，在你准备开除一个怀了孕的女人时，是否也应该考虑，同时开除那个让女人怀了孕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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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算是一个幸运儿，她虽生活在一个不怎么重视女性的年代，但却出生于一个愿意支持她的家庭，并嫁给了一个全心全意帮助她事业发展的丈夫。但相较而言，华莉丝·迪里的命运却要坎坷得多。
华莉丝·迪里出生于索马里，在那里有一个不成文的残忍规定：割礼，即为了确保女性婚前的忠贞，在幼年时，将其生殖器的一部分割掉，缝合。为此，这些可怜的女孩子，不仅要忍受割礼本身所带来的屈辱，疼痛，以及伤口感染带来的疾病隐患，更要在生理期时，忍受着双倍的折磨。
女性的忠贞一直被当做一项“美德”一样宣扬，从古时候的“三纲五常”到如今的“处女情结”，女性从来没能把自己真正从“性”中解放出来，无论社会开放到怎样的程度，在我们的思想中，依然有很大一部分人，把女性的婚前性行为，或者丰富的性经历，当做是一种耻辱。
无论是社会、男性还是女性，似乎都在以女性失去“忠贞”为耻，却又以男性失去“童贞”为荣。
而“手术还原处女膜”就是这种歧视下，最悲哀的产物。
所以，一个一味要求女性忠贞，而不约束男性行为的社会，无论看起来多么开放，其本质上仍潜存着对女性的歧视。女性不仅应该拥有与男性同等的追求事业的权利，同样应该拥有与男性同等的追求和享受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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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家务”似乎是女性的专属名词，无论是女性婚后不允许外出工作的年代，还是如今可以自由工作的年代，女性的观念以及双手，似乎都没能从家务中完全解脱出来。
金斯伯格很幸运，她似乎从来不必过分担心家务的问题，在她的家里，总是丈夫做着一日三餐，而她更多时候，只负责工作。不得不说，在这些繁琐事物上节省下来的时间，使她得以专心研究她的课题，也才使得她取得了今日的成就。
现今的女性大多很疲惫，因为男女平等给了她们像男性一样工作的权利，但却没能从根深蒂固的观念里，拿走她们洗衣做饭的“义务”，而这无异于使女性既当男又当女，既当爹又当妈，大大加重了她们的负担。
家务填满了我们的双手，挤占了我们的时间，我们必须学会从中适当的解脱出来。就如同金斯伯格一样，确定自己的另一半能够且愿意为自己分担家务。
作为一个女人，如果我们不放下扫帚和抹布，拿起书，走进社会的浪潮里，那么就永远不可能拥有与男人同等的机会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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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怕的歧视，不仅来源于社会又或法律本身，而是来源于女性自己。那些天生觉得“我是女人，理应得到照顾”的人。
在男女相处中，我们时常会遇见这样的现象，相亲第一面，必须是男性请客吃饭，男女相处中，必须要男性赚得多花得多，男女双方结婚，必须要男方拿出更多的家产去担负房车等费用……
这些例子都在说明，在真实的世界里，身为女性，我们一面要求着平等，却一面不愿放弃优待。而当女性被以弱势群体的身份，保护和关照起来的时候，便已经违背了我们一直所追求的，平等的原则。
金斯伯格之所以能以女性的身份坐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席上，并敢于掷地有声地提出异议，就是因为在她心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性别的概念。她从不觉得有哪件事是只有男人能做而女人不能的，即使在运动这件小事上。所以她在八十岁的时候，仍能每天做20个标准俯卧撑，而许多男人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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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是不需要保护与优待的，正如《异见时刻》中所说“任何看起来像是对女性的特别优待，最终都会反过来限制她们。”
优待不会改善女性的处境，相反只意味着承认女性弱势的地位。
所以，正如金斯伯格所说，如果女性想要平等，男性必须也被解放。我们必须认清，那些“男人有泪不轻弹”，“男人就是顶梁柱”的担子，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于女性的歧视。柔弱不是女性的代名词，就如同力量也不是男性所专有的一样。
现如今，在性别平等上，我们已经走出了很大一步，但很多歧视依然是普遍潜在的。比如“像男人就是爷们，像女人就是娘”，这些依据性别而标签化的定义，本身也是一种歧视所在。而女性对于中性化装扮的迷恋，对于自身力量的炫耀，其实也是一种潜在的对于男性的崇拜。
男女平等是一个很难的课题，但并非难在社会或者法律对它的承认，而是难在女性本身观念的转变，女性是否愿意放弃那些作为弱势群体的优待，这是很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像金斯伯格学习，如何去应对这样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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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金斯伯格大法官已经离开了她的岗位，事业未竟，后继可能无人，但她的事迹总能给我们一点点启发，来告诉我们，在这个依旧是男人说得算的社会里，别指望着他们为女性争取任何权益。平等，只有靠我们自己来争取。
学学金斯伯格，先去做20个俯卧撑再说。如果你做不到，那么只能说，你还在把自己当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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