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侦探小说的魅力

札记·侦探小说的魅力

阅读侦探小说的过程中，读者面临两个谜，一个是人物之谜，死亡之谜或谋杀之谜（情节上的遮蔽：有果无因，凶手之谜），一个是侦探之谜，他的不连贯的话语和动作（叙述上的遮蔽：侦探内心世界的阙如）。

侦探小说的故事可以表述为两句话：某人犯罪，后来，侦探证明某人犯罪。实际上，侦探证明某人犯罪已经包含了某人犯罪。因此，整个侦探故事都可以看作是以侦探为主体，以真相为客体的运动。犯罪的事实必然出现两次，一次是之前发生的事实，一次是这个事实被讲述逐渐地呈现。然而，侦探破案的故事也需要讲述，于是，侦探小说就是叙述者讲述侦探破解并讲述犯罪事实。

与之相关。侦探小说又具有强烈的时空凝聚的特征。谋杀的时空是整个文本时空的核心，只有当真相大白时，我们才真的占据一个超谋杀时空的位置，也就是侦探讲述真相时占据的位置。因此，从时空运动上讲，侦探小说又可以看作是对一个能够提供真理性认识的“外位”的占据。对于外部的，透视位置的占据本身就是探寻“真理”这一认识性行为的应有之义。

谋杀是一枚炸弹，它把现场变得支离破碎，这个本来是统一的整体因为一块拼图的缺失而变成一盘散沙。侦破的过程就是通过拼图来还原现场的过程。现场是有多个人物的生活交织而成，于是，每一个碎片都指向一个人，当其在碎片状态时，我们只能从这个碎片向外延伸以探寻每一个涉案人员的生活，但是，这种探寻只是为了确定碎片的位置，即它在现场拼图中的位置，它与那块缺失的板块的关系，即它的“结构意义”，而这个缺失的板块必须通过种种关系才被推测出来。

这又类似于句子填空。通过对“杀”的具体方式的确定来确定杀人者。这个具体方式包括动机和痕迹两个部分。线索的集合就是动机与痕迹（包括时间标记）的集合。线索指向嫌疑人，嫌疑人是占据主语位置的纵替换轴。一切线索在其未确定意义之前都是能指，都是符号，它们最终要结合成表达的整体，一个围绕着“某人杀人”而形成的话语群。

侦探所用的推理方法与我们的方法是相同的。只是侦探善于使用不完全推理，即通过抓关键线索，跳跃性地形成认识。就像作算术题，侦探用的是最简便的算法，而我们是按照一般算法来做的。因此，叙述往往用“排除法”来引导读者，但是，这样做是有限的，在一个个排除之后，最终的答案一定是会出现的。但是，在这时，谜题往往会由案件向侦探的行为之谜转移，于是，侦探最终的讲述往往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他的行为之谜（他是如何破案的）；二是犯罪的秘密。因此，在侦探小说中包含着“读者欲望”的转移，从犯罪之谜转向侦探之谜，从侦探之谜的解决再迂回到犯罪之谜的解决。这就是形式主义所说的“复杂化”“奇异化”过程，即在一种欲望的解决中加入另一种欲望的解决，从而是原来的欲望获得双重满足。

侦探的行为和话语自成一套“谜题”，其实，只要他说话或行动，其中就有两重涵义。如果凶手就在侦探旁边，那么他的行为也同样具有两重涵义。因此，侦探的行为与凶手的行为具有相同的“二重性”结构，而且这两种二重性是交织在一起的：凶手要让侦探“不知道”人是自己杀的，侦探要让凶手不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事实——作者要让读者对这一切都不知道。范·达因的公式——

作者：读者=凶手：侦探

是错的。

托多罗夫的《侦探小说类型学》是侦探小说句法研究的典范。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讲，侦破的故事只是犯罪故事的呈现方式，它与前一个故事的关系是素材-演绎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是同一个故事的两个方面，两种呈现方式。形式主义者说，文学要让人感知事物，感知的是事物的“制作过程”。但是这个制作过程作为讲述则充满了“不可靠叙述”的痕迹。侦探小说的秘密是要尽力掩饰自己的叙述的“不可靠性”，因此，侦探小说的风格天然地需要“简洁、直接、清楚”。但是，如托多罗夫所说，“第二个故事旨在解释这个故事本身如何能够发生、这部书稿是如何写的。”因此，侦探小说的叙述天然地包含了“元叙述”，即对自身叙述行为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