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与叛卖
图片来自网络 三只可爱的鹅“臣等正欲死战,陛下何故先降”已经沦为搞笑流行语,个中苍凉依然在的。刘斗帝那么一个大活人,在传车走降王以后,存在的意义已不如缥缈无实体的理想口号。生命贵重,重于任何虚无缥缈的意识,前提在于他能平等尊重别人的生命,他的存在与保护捍卫、不牺牲他人生命并行。以一己之私戕害他人的,已经不值得尊重了。
以前看到夏侯玄被捕入狱“初考掠无一言”“吾当何辞”时超感动,因为他没有对不起信赖他、为他而死的人,被残忍拉杀的李丰李宣国,狱中赐死的张缉张敬仲。有些时候,面对主动伸来的善意援手,无论接受与否,不诋毁不叛卖是最基本的修养。你可以疏离,可以拒绝,唯独不能出卖。出卖是最无耻的行径。那么多人愿意为了你赴汤蹈火,愿意为了你不顾一切,他们还没有放弃,你没资格先跪。这不是绑架利用,懦弱的人有一万种悬崖撒手、退步抽身之法,真正能够做到绑架利用你的只有敌人,而不是朋友。真正愿意帮你的人,做不到伤害你的。要知道,想要求生,淫威之下跪地求饶太可笑,智商还不如一条即将被屠杀而摇尾乞怜的狗。为你而反抗,为你正名,不是帮你,难道是害你?如果非要说是绑架利用,那除了暴露出内心的胆怯,还有污蔑反咬、混淆黑白的无耻了。所以,把信任交给值得信任的人,是很难的,值得信任的人更是可贵的。
这是我写诸葛诞和夏侯玄之间相互信任重新试金的思路。考察历史人设,如果审查领导者的标准设置为,否定其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肯定其担当指引以身作则,那么诸葛诞和夏侯玄作为领导者比起刘斗帝靠谱很多。他们身上共有的清心寡欲、自律自洁的特征,让属下心服,也让属下心安。但是当他们面对面,变换角色,一方作为在前领导的指引者,一方作为出力效忠的执行者,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他们还会相互信任吗?他们之间原本存在的信任究竟是何模样?
真实历史中的诸葛诞和夏侯玄之间并没有直接隶属关系。当早年的诸葛诞作为尚书郎,入宫觐见皇帝面陈工作的时候,夏侯玄是在青琐门与之对揖交接的黄门侍郎。当诸葛诞成为尚书的时候,夏侯玄是平尚书事的散骑侍郎。当再后来的诸葛诞是镇守东南的扬州刺史时,夏侯玄是都督雍凉军事的征西将军。他们之间的关系,偏向于平级的同僚、平等的朋友,信任正基于此产生。记载实在太少,只能在他们有交集的事情上,窥见二人互动的雪泥鸿爪。
太和年间二人同在尚书台议政可能是他们交往最亲密,交流最密切,思想碰撞出火花的时期。结合在这之前诸葛诞“入为吏部郎。人有所属讬,辄显其言而承用之,后有当否,则公议其得失以为褒贬,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举”,与在这之后夏侯玄所写“奚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於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结合,再联系大背景下从鲍勋,到许允、袁侃、杜恕、孔羡、蒋济等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出当时朝廷在选官上存在的问题,权责不明,职能错位。后来在魏晋南北朝臭名昭著的中正官,原本承担的是御史中丞的监察职责,后来渐渐侵夺权力中枢台阁的选举权力。与之相伴的还有收受贿赂嘱托,权钱、权色交易的腐败现象不断滋生,堪称灰暗。
原本主管官吏任用的尚书台吏部郎,面对的是来自“群僚”众多纷乱的嘱托,来自中正以“乡党”“闾阎之议”“以意裁处”作为依据的越位干涉,还有来自皇帝的因忧心台阁机密泄露、人事请嘱不绝而严厉督察,却要承担选举的责任。诸葛诞自知没有创立法度的权力,在无能匡矫的情形下,采取的做法是将嘱托人推荐之词公布于众,并任用他所荐之人,待到评判被推荐选用的人是否称职,再把当初荐词拿出来一起公议,以至于众同僚不敢轻易找他走后门。这等同于把选举的责任推到了嘱托之人的身上,变“嘱托”为“保任”,被认为并没有革除中正选官的弊端。
而后来曹爽当政,正始改制开始,夏侯玄提出的分权设想,才是根除此弊端的途径。夏侯玄将中正、台阁、官吏上级三者权责进行了划分,将中正的职权限制在评议被选举者在“孝行”“仁恕”“义断”上的行迹,作为是否“可官”,即是否可以放在选举的候选人之列的依据。而台阁主管人事的官吏如吏部郎,职权则是将候选人安排到合适的职位。而台阁人事安排的依据,直接来源于直接领导候选人实际工作的上级反馈,并非中正从“乡党”“闾阎”采集而来的。中正评议的高下等级,关注点在“辈类”的升降上(有一些学术文章可以参考,工科狗就不班门弄斧了);台阁决策的具体职位,是在“辈类”基础上,参考上级官长对候选人实际工作能力的意见决定,关注点在不要“偏颇”、不要滥用人才上。这种分权制衡的方式,现在看来,还是向中正做出了巨大的妥协,相对前期“唯才是举”是一种退步,不得不说温和,但是这种制度的推行依然受到很大阻力,而在正始改制失败后,制度逐步变异到二品系资的森严地步,令人扼腕。
察查革除选官制度弊端一事,前期,作为权力被侵夺的吏部郎,诸葛诞表现出来的,如@平凡的爱好 所评“不贪功、不护短”,把责任放在行使权力的人身上,使得权责一致,以此维护现有法度的良性运转。后期,作为正始改制的架构师,夏侯玄所做的是,针砭直指制度的病灶,使得台阁中正官长三权分立,权责划分更加明晰,效率更为提高。他们是有共识的,不只在对兴利除弊的理念和方法上,更闪光的是同样对效率的重视与公正无私的态度。“二品系资”“计资定品”固化阶层、将选官权力牢牢把持在门阀手中的制度,当然只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后人。既得利益者包括出身“华宗”的夏侯玄,出身“姓族”的诸葛诞。这就是不计一己之利,不立在身之名,致力于笃齐治制,把热血贡献给民众,贡献给后世。
对于写作改编,我的想法是首先要凭空制造二人之间的隶属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发挥:这种隶属关系会对他们原本在共同理念共同理想之上产生的信任产生什么影响?两个年龄、资历相似的人,在官职上分出等级差异比较困难,可以替代的方式是心理期待与回馈上的依赖感与压迫感。
诸葛诞是重生的,因为预知日后的命运,他对阴谋篡位的司马一族恨得异常深沉,不斩草除根不罢休的恨。他对于夏侯玄的期待自然是,和他站到一起,对付司马家,揭发或遏止他们的阴谋。他扮演的是一个潜伏到敌人中间的间谍角色,心灵在磨砺中变得强大,某些方面反而很脆弱。一个潜伏者,最需要强大的信念支撑,最渴望的是精神动力。而诸葛诞的信念支撑来自于和同道之人如夏侯玄共同完成四海一统、开创昌明盛世的理想,他的精神动力则是拯救心爱的女孩子夏侯徽,拉她跳出婚姻的火坑。根本原因在于前世的失败留给他的心理阴影,身死宗灭的结局让他在改变机会到手之时,誓必翻盘,让一切为他改变,收拾山河,翻天覆地。此时他内心的焦虑,比寿春之战后期,有过之无不及。温柔善良的夏侯徽的陪伴,是缓解他内心巨大焦虑的良药。当他的救命良药被抽走,被兄长夏侯玄嫁给他内心视若仇雠的司马师时,诸葛诞的理智经受着毁灭性的打击。理智被情感战胜后,人的思想就不是用正常逻辑可以解释的。虽然无理,但是有情。情与理,变成一对激战的矛盾。
结合诸葛诞后期,在寿春起兵之时,先后斩杀宣隆、秦挈,乐綝及其手下典农都尉的所为,可以看出被称为“严毅威重”的诸葛诞,最憎恶的类型是,告密者,构陷者,叛卖者。这种爱憎同样适用于重生后。他给予夏侯玄的期待粉碎了,那么他为夏侯徽而产生的仇恨,会以百倍的力量反噬到夏侯玄身上。他并非愚蠢,而是考虑到情感底线的存在,底线一旦被摧垮,他整个思想认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极端的爱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极端的恨。那是期望被轻视,热心被辜负,忠信被背叛。嫌恶,猜疑,仇视,接踵而至。我终于能够制造一场好友反目的大戏了。
正所谓,不作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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