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想起半月前的那一幕：
县医院神经科八楼的一个病房里，雪白的被子雪白的床单上躺着一个老者，他花白的头发稀稀拉拉几根，似乎能数得清，隐隐约约的头皮还露着；输液瓶里无声地冒着小泡，灰白脸色看不出他是喜是忧；没有血色的厚嘴唇微微歪向左边。
那天是星期天，我随我们小学的三个人一起看到了病房里的刘老师。据说他的脑梗现在已治愈，过几天就能出院了，可他给我们那个山村小学带来的却是不小的震动。
刘老师五十五岁，家就在陶村金矿附近，他是个资深的民办教师，十七八岁高中毕业就在我们陶村小学教学，他会唱歌，课余自学弹琴，所以年轻时他是全校的音乐体育老师，还教五年级语文，以后往城关镇中送的好学生不计其数。
八年后，他却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当时陶村金矿刚建成，矿石纯度高，规章制度还不健全，连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能偷些矿石挣钱，更甭说年轻男人了。
他眼红了，趁着星期天干了几次，两天挣的是他一个月的十倍还多，他的思想渐渐抛锚，不愿再呆在三尺讲台，每天苦而叭唧的却挣不上仨核桃俩枣儿。思前想后，他就舍弃了“孩子王”的工作，专门去偷金烧金了。
时间不长，金矿管理愈发严格，他们村里人再也无法去偷“公家矿石”，他挣了钱越发悠哉悠哉的，却不再想着重返讲台。
九几年时候民办教师纷纷转正，有教龄长的甚至还轻易有了中级职称，这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这时他才慌了，赶忙对乡教育组村支部游说，想重当教师，经过上级的慎重考虑，他如愿转正，晋级指标给了一直在岗的别人。干吧，只要是正式教师，自己早晚都能晋级——他这样想。
谁知天公不开眼，这一干就干了二十多年，刘老师由青年到中年再到快退休了，还是初级教师职称，他愤愤不平，可又无可奈何。谁让自己文凭低年龄大，和那一群小年轻比着，当然不占优势，也没那个实力。
等吧，等到乡里的统一政策，男五十五岁在乡村连续干够三十年取得三个晋级条件可直接晋升，不用评比。这给了刘老师莫大的希望，在陶村小学连干三十年，学校里还只有他一人，其余三个本村的早已晋级，校长太年轻乡里专门让人家来锻炼的，另两个是刚毕业分到这里的，再两个就是我们支教的。
好容易等到时候了，刘老师材料也填了，这几年又必须得讲课，让市里优秀老师听课把关，并且年年都有因讲课被刷下的，还规定必须有淘汰的比例。
刘老师教小学语文，讲课要随机抽课，所以他两年前就开始备课。他不光要讲课，还得让听课老师提些与本课有关的问题，答不上来，当然是被涮下来的。
据说刘老师是很努力地讲了一堂微课，用了十分钟，可他讲着讲着，竟慢慢地发不出声音，大汗淋漓，手也抬不起来，身体直往下蹲，站不起来了。那几个市里老师一看情况不对，匆匆忙忙提了一个问题，就让他退场了，可他已站不起来，嘴歪歪着，说不话来。
家人慌忙把他送进县医院，一系列检查下来，他被诊断为脑梗塞，赶忙住院，只要前半月能治好，病就好得八九不离十了。
听到刘老师住院的消息，我们学校的老师们个个目瞪口呆，讲课也能讲成脑梗，可能是他太用心太紧张了吧？看来，以后晋级讲课确实是重中之重了，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呀！
我这么多年一直教着数学，晋级讲课却要讲语文，天哪，刘老师一直教语文还成那样，我讲语文更比登天还难！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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