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被称之为“过去的声音”。因为很显然，口，就是用嘴巴说。今天的我，想谈的是关于口述史采访的一些问题和思考。口述史采访因其采访主题不同而只会对特定人员进行采访。故而口述史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开放式的提问、探究细节和去伪存真。口述史采访的提问应该中立、开放，并且目的明确。采访者在采访过程中，也要认真倾听，澄清疑惑，探究过程和细节。在采访过程中不打断受访者，给其更多的时间思考，即“沉默空间”，允许受访者有回答问题思考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们大都能够将故事讲的更详细。而我在做采访实践中发现，受访者或讲述者习惯于通过他自己的那一套口述用语来讲述故事。
正如《牛津口述史手册》这本书中所说:“口述史的被采访者，有时可能比采访者更想听到自己所讲述的故事。人们之所以愿意参与口述史项目是为了让那段历史得以保留下来，但是他们仍需要确保整个过程并不是在利用他们。”（瓦萊丽·罗利·尤《口述史研究中的种族和人际关系》，《口述史评论》1995年第22期，第51页）我们都知道，汇编而成的口述史资料如果被滥用，那对讲述者自身带来的危害就越大。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情，特别是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很多时候，互联网舆论的压力让人不敢去说实话，因为互联网一传十十传百，人们都会害怕毁了自己的形象。
在口述史采访过程中，见多识广的采访者或者准备充分的采访者更容易和讲述者建立起一种密切关系。倘若事先就了解自己的采访人或者熟悉采访者的领域，或许还可以在公开记录之外发现新的探究范围。比如我做民办教师的口述史时，因为我爷爷就是民办教师，所以我经常听他讲过去的故事，这样我设计起问题来时，就能够发现一些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当然，我们无法否认的是:每个口述史学家在采访时都会有自己的视角。他们从来不是真正的中立。但口述史采访就是在创造意义，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有个人观点会影响其意义，但是这就是一个让各方参与的过程，这个过程还包括采访项目完成多年后使用这些资料的人。《牛津口述史手册》这本书中说:“每次口述史采访的结果都不会完全一样，因为每次采访都是两位毫不相干的人在偶然相遇后共同付出有意识、目的性强的努力来重新构筑他们并未一起经历的过往，并探索和理解这些历史对于明天的意义。只有这样，在采访中邂逅的双方将来才有机会理解口述史的合作者通过普通却又复杂的问答环节所创造出的非凡意义。”对此观点，我有一部分赞同，也有一点不赞同。不赞同的地方在于如果我采访我爷爷，那我和我爷爷就是互不相干的人了吗？这很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也不想在这钻牛角尖。毕竟我很是赞同口述史是采访者和口述者双方共同付出有意识、目的性强的努力来重新构筑并未一起经历的过往，并探索和理解这些历史对于明天的意义。这也是我喜欢口述史的原因。
对于掌控采访的不二法门，我个人认为在口述史采访中最主要的是用你的同理心去“读懂”他人。因为从口述者和采访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两个人的性格特征也会对两者在采访中的表现和走向产生影响。就像我做抗战老兵的口述史采访时，当我们问及老人的家庭情况，老人这时很明显的就不愿意说了，这时倘若我们再去追问下去，老人家心里肯定就会不高兴了，但我们可以转换方式，去问她的保姆或者她的女儿。在采访过程中，采访者如果引起了别人的不适时，就应该懂得及时的转移注意力，换个话题，不能对口述者带去不适或者第二次伤害。有些抗战老兵他们曾经的生活经历并不是那么的美好，这就要求我们要去懂他们的不容易。所以说，在口述史采访中，拥有同理心很重要。
以上就是我读书所思考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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