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生活中只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工作状态，一种是休息状态。多数时候还会变成可预测的宿命，即工作中特别痛苦的人，在休假时也过得并不愉快。许多人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也是如此，一种是自认为的胜利、对方最终听从我的，一种是心理上的认怂，我听对方的。这种思维模式下的行动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对抗。长期下去，你就表现的易怒、好斗，但解决不了问题。有没有其他模式，史蒂芬·柯维给出了《第3选择》，而且任何事、任何关系都有第3项选择。
案例一：子女教育。柯维的儿子从小就受他影响，具有第三选择的意识，因此他也是个不轻易接受现成答案的人。比如他儿子在进入大学时就遇到了困难，想进的那个班名额已经满了，这时候他的儿子跑去问柯维该怎么办。柯维就告诉他，如果你遵循学生的标签，那这个事就真的没办法解决了，因为学生就是得遵循学校的规章制度，你必须得妥协；可是你如果看到自己，把自己看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就能找到更好的可能性去解决问题，比如弄清楚他们不再招人的原因，是位置不够，还是名额已满。位置不够，你可以站着听课，名额已满，很可能中途有退学的学生，不管怎样，去和负责人商量出更好的解决方法。最后，柯维的儿子通过有效的协商，成功地进入了自己喜欢的班级。你看，身上的标签都会限制一个人解决问题的创造力，当我们跳出这些限制时，就可以找到、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案例2：父女关系。一位父亲如何处理女儿与吸毒者交往的事情。直接要求女儿远离他的吸毒者朋友一定会引发大量争吵。
父亲问“告诉我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吧。”
女儿说“你关心的只有你自己，你只不过不想有一个吸毒的女儿，因为那会让你没面子！”
当然，女儿这样讲不公平，但父亲放下了关于公平的想法说：“难为你了。”
过了一会，女儿说“我觉得很孤独，你们都很忙，我没有朋友，他俩是我唯一可以说话的人。”
这时你可以反驳，但这位父亲只是反映了女儿的情感“所以你真的很依赖他们俩。”
女儿接着说了自己对于吸毒的看法，“他们吸毒的样子真可怕，我很担心他们。”
父亲说“看到你的朋友受苦，你一定很难受。”就这样，父亲和女儿逐渐达成协同，因为女儿说：“我不知道如果我也这样会怎样？”
孩子有时候说话是会伤人的，但你要知道他们的伤害只是针对他们的情绪而并非针对你。如果你针锋相对地反击，虽然寻求了公平，但丧失了获得第3选择的机会。
案例3：社会问题。1990年，杰里·斯特宁被国际慈善组织派到越南去解决越南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但发现没钱、没人、没资源。并被要求半年之内做出成绩。斯特宁也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回绝“干不了”，二是写份报告就回美国。告诉组织，越南需要先发展经济，然后发展教育，母亲们的素质提高了，孩子的营养问题才能解决（这就是正确的废话，生活中到处都是）。斯特宁没有这么做，他作出了第3选择，他拿着尺子下了乡测量孩子们身高。经过测量，选出了家里又穷身体又健康的孩子们。然后去调研，发现这些孩子家里都吃四顿饭，妈妈会去稻田抓小鱼小虾给孩子吃，还把番薯叶的汁淋在饭上一起蒸。于是斯特宁在村里带着母亲们一起做饭，就用这几招。6个月后，当地65%的儿童营养问题得到改善，并持续下去。
能够作出第3种选择的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凡事并非总是陷入“两难”——非打即逃，一定有解决方案。而且，这个思路一定是“双赢”，采取的方法一定是“协同”。这时，再回头看个人生活中的“两难”。那些无论工作还是休息，真的无法避免痛苦吗？他们有第3选择的，选择的结果是“做出贡献，同时享受人生”。也就是说，要为工作赋予使命。如果你能确立一个人生使命，选择奋斗的同时也选择了享受，工作和休闲不再对立。当国庆长假来临，享受假日的同时，你不会再有“倒计时上班”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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