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篇***世情之惑（之二）
郑义终于留下来了。
但他的感觉却是怪怪的。
他总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四不像”。
别个整天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他却要顶风冒雨的跑基层、跑新闻。
别个一张报纸一杯花茶闲得发慌，他却是责编带美编，校队复排版的累得半死。
别人采访总是略带骄傲的自报家门“我是某某报社或某某台的，”他却只能略带羞涩的亮一下记者证，因为他拿着日报的记者证 ，而干着内刊的事儿，
别人的新闻稿务求客观真实能针砭时弊，他的新闻稿只能主人翁主旋律给当局特别是司法系统歌功颂德，谁叫自己搞的内刊是人家“养在深闺”的“私生子”。
郑义觉得自己从一个媒体人，变成了一个“没体人”，从一个新闻从业者，变成了一个“兴闻从业者”，有一种无依无凭的失落感。
回想参加工作之初，他曾经也是那么充满激情，那么热爱这份职业，发誓要做一个有职业道德有职业操守的记者。
然而到了今天，他已经完全麻木了，为糊口而挣钱，为挣钱而工作，早就记不清有多少的“假新闻”是出自他的手了。
郑义开年中的“假新闻”，并非是凭空臆想闭门造车弄出来的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东西，而是指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经过夸大甚至夸张的处理，从而改变了其数量乃至性质的东西，这在中国的新闻界早已是惯常的手法。
举一个郑义工作中遇到的实际例子。
二00八年“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刚过没多久 ，郑义得到消息，他们系统下属一所监狱发生了急性事件，而基层干警临危不乱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处突”有方，转危为安转悲为喜，实在是具有重大的主旋律新闻价值。
郑义叫上了社里唯一的专业摄影记者，申请了工作用车，一行三人奔赴位于成都远郊红土丘陵地区的这所监狱而来。
一到监狱门口，才发现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跑“政法口”的记者，已经蜂涌而至云集于此，只是介于是特殊的“保密单位” ，未经允许不得擅入，“无冕之王”们也只好守在外面耐心的等候。
由于郑义的父亲曾经任过监狱管理局的政委，是监狱系统的老领导了，所以绝大多数的监狱长也认识这个领导的公子，不看憎面看佛面，也要大开方便之门，于是郑义从干警专用通勤的侧门，先行进入，“第一时间”获取“最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当郑义他们由监狱的宣传干事陪同下，来到具体事发的监区，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和一帮身着囚服的犯人，正在一个本地非著名影视剧导演的指挥下，进行最后一次彩排。
郑义有些傻眼了——“新闻”居然可以照剧本来演？！
宣传干事这才象郑义详细的介绍了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
“五一二汶川大地震”期间，灾区的几所监狱（包括看守所）倒塌了，司法厅指挥监狱管理局等有关部门，紧急将倒塌监狱的犯人转移，并分散安置到其他几所未受地震影响的监狱，以确保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安全（也包括犯人的生命安全）。
接收灾区犯人的监狱，最近的首要任务就是“**保安”，对于转移来的犯人，进行严格的管理，同时也要进行情绪的疏导，避免不必要的急性事件或群体事件发生。
魔鬼定律中有一条，就是事情总是往最坏的方向发展，你越怕什么，就会越来什么。
转移的犯人来自灾区，他们的亲人也在当地，一旦在电视的新闻报道中看到灾区的惨象，再加上与亲人联系不上，人一着急 ，情绪就会失控，就会出现过激行为。
其中一个“李”姓的犯人，不知是主观猜测的，还是从其他渠道获知的，认为自己的亲人在地震中罹难，特别是只有九岁的独生女的“夭折”，令其痛不欲生寻机自杀。
所幸转移的犯人跟本监狱的犯人混编在一起，“互监小组制度”（一人犯错劝阻被罚的连坐制）在这时发挥了作用，这一头犯人们阻止了自杀行为，那一头干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虽然没有出现无可挽回的场面，但这一事件影响了犯群的整个情绪，生产劳动无法正常进行，整个监区只能停产整顿。
监狱上下就这一事件，召开了大大小小无以计数的紧急会议，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最终定下一套完美的方案，扭转困局。
方案具体有三步，第一步是通过灾区的政府寻找李犯的亲人，结果是其父母双亡但妻子女儿毫发无损；第二步是监狱派车接妻女与李犯相会，同时向全体犯人宣布，一旦灾区情况稳定下来，监狱将特许亲人罹难的犯人回家祭拜；第三步是借此事件大力宣传，在弘扬正气的同时，实现监狱领导的政绩。
如今的排练，就是要“还原”发生在半个月前的“自杀事件”，并欲在“演出”的过程中，展现人民警察的英明、果敢、机智、神勇 。
当大批的记者被放进监狱后，“演出”正式开始，仿佛一切都不是发生在半个月前，而是发生在眼前的今天。
如此鲜活，如此生动。
如此荒诞，如此好玩。
郑义不禁在想，何必呢？！
真相本来就够感人的了，何必再“添盐加醋”呢?多此一举，费钱费力，真的就有必要吗？
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种虚浮甚至浮躁的心态与氛围，并不是以一个单位、一个系统、一个地区，而是从上到下、从管道民、整个国家整个社会 ，疾病沉疴根深蒂固的顽疾。
“很黄，很暴力”的虚拟网络，吹拂着骄奢淫逸之风的传统媒体，老年人在蹉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年轻人在叫嚣“宁愿在宝马车里笑，不愿在自行车上装潇洒”，我们的官员“很贪，很腐败”，我们的人民“很傻，很天真”，我们的总理大声呼唤“公平与正气比太阳还要光辉。”
真不知道中央那些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及其下属的部门，都在忙些什么，干什么吃的？！
其他的不是，单说最具权威性、影响力最大的中X电视台的《新闻X播》，其中的毛病就多了去了。
从大的方面来看，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逃不脱“三大段”，出不了“老三篇”。
一曰：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日理万机十分辛劳。
二曰：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一天比一天更高。
三曰：世界其他国家总是那么乌烟瘴气乱七八糟。
虽然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就这么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从不改变的播下去，除了能达到一种单调而重复的“催眠作用”外，更多的是让老百姓产生了“审美疲劳”。
从小的方面来说，好像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从一件事情到一种习惯，为播新闻而播新闻，往往言之无物、空洞呆板。
按理说，晚七点到七点半这三十分钟，是具有超白金价值的时间段，是“寸金难买寸光阴”的秒秒必争的时间段，然而公众看到的，往往是一些没有信息含量或没有新闻时效性的东西和内容。
比如说，国家领导人的出访或外国元首的来访，本来可以一句话几秒钟就带过，而播出来的却是，从下飞机鲜花迎接，到奏国歌升国旗，从检阅三军仪仗队，到礼节性讲话，最后会见了哪些重要人物，之间相互的表态与祝福，都要花上好几分钟一一的呈现。
但凡是一个关心国家大事政治要闻的人，对这一整套国家礼仪都耳熟能倒背如流。
中央台却见天的播，甚至一个晚上因不同的领导或元首，而要整个两三遍，弄得上厕所回来的人以为是“滚动播出”，仔细一看，才发现人不一样。
人们不仅要纳闷了，一个十三亿人口多的泱泱大国，虽说自称是礼仪之邦，但除了这些个礼节，就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大事要闻，可以让人民群众关心和了解吗？
而一些在一段时间内连续播出的小版块，诸如“红色的经典”、“永恒的记忆”、“回顾Ⅹ五”、“Ⅹ部行”等等之类的内容，今天播或明天播，甚至下周播或下月播，区别都不大，都不会造成什么损失。
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放到其他时段的专栏类新闻节目中播出，而非要挤进《新闻X播》呢？
最后从具体的细节的方面来说，很多内容与形式，都显得观念陈旧、思维落后，已经不能体现“X个代表“中的先进性了。
就以树立“先进典型”例，照例都有一条“同志经常利用节假日或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不计报酬，并常常带病坚持工作，往往是几十年如一日，最后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壮烈牺牲。”
这似乎已成为了一个必要的套路。
但是，这能称得上先进吗？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客观的讲，这样的标准不是衡量“先进”的，反而可以用来阐述一种“落后”。
因为这样的“先进事迹”，已经不具有先进的带动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加班加点，不计报酬”是落后思想与腐朽观念，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不支付加班人员的报酬 ，已经违反了《劳动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与要求。
而我们的政府喉舌宣传机构，却把法律规定的权利、要求的义务一并揉碎，变成一团“剪不断，理还乱；扯不清，辨不明”的浆糊，已放弃权力作为“先进”，以不履行义务作为理所当然，最终受伤的是我们的法律体系和法治思维以及法治建设。
更何况，如果人人都学习这样的“先进”，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做革命的本钱，只把自己的生命当做轻贱的儿戏，全都累死病死在工作岗位上，那么剩下谁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那么伟大的英特耐雄纳尔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在郑义看来，最不可思议的，还有就是用人来造“神”。
前些日子《新闻x播》之“时代先锋”中，出现了一个新锐人物——据报道中介绍，是东部沿海某省某市的纪委书记。
这个“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除了惯常的“加班加点，不计报酬，经年累月，带病工作”外，主要是突出其作为纪委书记的“清廉克己”和“爱民如子”这两个方面，并以两个生活中的实例来说明。
一个实例是，纪委书记的爱人是一名普通的环卫清洁工，每月只有六百元的工资，加上纪委书记本人每月不到两千元的工资，一家人的月收入不到三千元，还有供一个正在上高中、准备考大学的儿子；爱人几次三番的托人，想换一个收入较高的工作，都被纪委书记所制止了；更不用说纪委书记在日常工作中“拒腐蚀永不沾”，拒绝接受和上交组织的礼金礼物就数以百万计！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党培养的好干部，两袖清风，克己奉公。
我们却难以想象，而且十分难以想象，在物价如此之高的现今，且在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消费水平要高出许多的沿海城市，在教育已经产业化“学生也是生产力”的现实状况下，一家三口每月不足三千元，又如何能“幸福的生活”？！
郑义联想到自己的父亲，同样是政法干部 ，同样是正直清廉，但一辈子也有过两次，为了家人而“以权谋私”。
一次是把妻子调回成都，一次是给儿子安排工作，即便这两次都是在政策范围之内——两地分居必须解决，而且少数民族干部可以照顾；大学生本来就是国家的栋梁 ，而且“内招制度”由来已久、合理合法。
郑义觉得，象父亲这般一样，既是党的好干部，同时也是一个爱自己爱家庭的正常人；反而那个纪委书记，被刻画得有点不近人情，更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管仲在临死前告诉齐桓公：那些不爱自身 、也不爱亲人（家庭）的家伙，又怎么会爱他的国家、爱他的君主；他们要么沽名钓誉，要么大奸大恶。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位纪委书记“沽名钓誉”或者“大奸大恶”。只不过，如果他摸着自己的良心，来观看这些对自己的新闻报道，很有可能会惭愧的说一声“过誉了”，甚至会愤怒的说一声“过份了”！
而另一个实例就更奇怪。
说该纪委书记下班后，帮自己爱人购买工作用的扫把时，发现卖扫把的残疾人摊主生活困苦，便“大发慈悲”的一次性购买了一百元的扫把。
郑义觉得，以新闻报道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实例，其中有太多的表述不清晰！
首先，环卫清洁工所用的劳动工具（诸如扫把之类），按道理说应该由相关部门统一采购；就算是有可能临时的应急采购，那么也是先购买后报销；当然，也有可能是自己贴钱，以“利其器”。
如果是前者，那么纪委书记就是在用公款在“做人情”；如果是后者，那么环卫部门就显得太“抠门”，太过盘剥下属，视乎不符合现实情况，没有道理。
其次，作为一名政府官员，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是职责所在，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一方面，及时的向民政、残联等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救助的建议；另一方面，就地向劳苦大众宣传党和国家的相关救助政策，建议残疾人摊主申领“最低生活保障金”等相关社会福利；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下情上传，上令下达”才是履行应尽的义务和本分。
而用“买一百元扫把，照顾一下生意”的这种方式，是高高在上的怜悯和同情，还是小家巴适的帮助与施舍呢？
最后就是基于以上这些东西，新闻的“制造者”和播出者，到底想要向公共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或深刻内涵？
又或许，他们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当成日常一项普通的工作来完成，只是“就事论事”，只是凑够时间和集数，只是“为播新闻而播新闻”而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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