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西南犍为郡与四川犍为县到底有什么关系？

巴蜀春秋之七十

历史上西南犍为郡与四川犍为县到底有什么关系？

文  和运超

    犍为，今天属于四川省乐山市的一个县城，称呼源自于2000年以前，西汉时期就有的古地名。但是，犍为地区的演变不同于其他一些地方，并非是今天行政区划的县区将古代州府的别称或古称进行一些恢复，比如今天的双流和广都，比如松潘和松州，比如宜宾和叙州等等。犍为作为古称当年是一个郡，比今天的犍为县大得多。

四川地图上犍为县的位置

一、汉代犍为郡的由来

犍为这一名称最早来自西汉时期西南地区的犍为郡。但是，为什么会把这一地区命名叫“犍为”？含义却十分含糊不明，一般人也不会去多想。这实际是西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铸就大一统辉煌的一段写照。

当时新得到大片西南部族地区，需要依照汉朝制度新设郡县。犍为，从字面上的含义就是作为门户而存在，古籍《说文解字》就指犍通楗，限（制）门户也，这是一种最直观的解释。

另从地理渊源上，也别有一种说法，就是《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鄨，故夜郎地是也。鄨有犍山，见《保乾图》。”犍为其实是因当地有“犍山”得名，也可能有一定的依据。

    再说这一犍为郡县的划分，按秦汉时期的古郡县情况，在汉武帝以前，四川成都及周边大部分地区属于古蜀郡。都知道早年秦灭巴蜀的故事，蜀郡辖区不涉及川西高原和川南山区。到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通过唐蒙进占西南的夜郎，在这一古国基础上设立犍为郡。这一郡地区按说也不算很大，只有夜郎和南夷两县，以《华阳国志》所记，郡治在鄨（今贵州遵义市境内），实际完成设立郡县是随后的元光年间（前134-130年）。

     而汉武帝之所以会占据夜郎，过去一直流传有著名的“夜郎自大”的典故，可能不过是后来史书委婉针对当地部族抗拒汉朝的一种修饰说辞。实际后人都知道汉武帝的雄心勃勃，他就是要把中土所知的周边完全纳入强盛的汉朝，实现前所未有的天下大一统。

建元六年（前135），东越（也称闽越今浙江东南部、福建北部一带）攻打南越（今岭南一带，国都番禺，今属于广州市），南越向汉朝求救。武帝派大行（后称大鸿胪）王恢和大司农韩安国分兵两路去讨东越，东越王驺郢的弟弟余善被迫杀驺郢投降。王恢派时任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市一带）番阳县令的唐蒙出使南越，顺便令其归顺汉朝，并让南越赵胡觐见汉武帝。但是，关于当时到南越的使者人选却有矛盾，就《史记南越列传》来说，记载当时使者是庄助，赵胡以年老推脱，只是让王太子赵婴齐去长安做侍卫，相当于人质。

关于唐蒙出使南越，然后发现夜郎的说法比较小说化。当然也许唐蒙和庄助同为使者，比如汉武帝时有著名的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一事，苏武牧羊的名声很大，其实就并非苏武一个使者，同行就有副使常惠，他和苏武一同在北海放牧了十九年，也一同得到释放。

因此，唐蒙与庄助也可能是先后不同时期出使南越，当时汉武帝虽然满意南越太子赵婴齐到长安作为人质，但还是希望南越王可以亲自来朝见，跟着还不断遣使催促，唐蒙也很有可能是在庄助之后前去劝说入朝的使者，南越王对他殷勤款待，然后唐蒙发现了交通问题。

唐蒙在番禺吃到蜀地所产的枸酱，得知竟然是从岭南西北方向的牂牁江（今北盘江及下游红水河）流通到岭南，因此，唐蒙回去就建议汉武帝通“夜郎道”。因为赵胡终究是以有病为借口，没有去长安的意思，汉军需要防范南越的态度发生变化，提前设想将来如何进军可以制服南越。汉武帝对此非常赞赏，就以唐蒙为中郎将（一说是郎中将，但西汉中郎将出使较为普遍），带领一千汉兵，另有万余人负粮草，从巴郡的符关（今四川泸州市合江县，有言“笮关”者，误）而入南夷，去见夜郎侯多同。

唐蒙招抚夜郎就是建元六年这一次。不过只是将夜郎侯国改设为夜郎县，并不是指整个夜郎地区都成为郡县。当然，夜郎侯国一直代表当地影响最大，其他且兰、句町、漏卧等小邑很快纷纷归顺，然后正式建立犍为郡，不断囊括其他地方，郡治前期一直在鄨（今贵州省遵义市）。

影视剧中汉武帝的形象

       随后汉军继续往南拓展，就发生过一些武力，之后再设牂牁郡，经过协调，有了巴、蜀、犍为、牂牁等著名的西南四郡，犍为随后就扩为有十二县的常规大郡。就是班固《汉书·地理志》记录犍为郡在汉代后期拥有的十二县：武阳（今四川彭山）、南安（今四川乐山）、僰道（今四川宜宾）、江阳（今四川泸州）、牛鞞（今四川简阳）、资中（今四川资阳）、符县（今四川合江）、南广（今云南镇雄、威信）、朱提（今云南昭通、鲁甸）、郁邬县（今云南宣威）、堂琅（今云南东川、会泽、巧家）、汉阳（今贵州赫章、威宁）。随着地区扩大，武帝元光五年（前130），移郡治南广县（今云南镇雄、威信），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再迁治僰道城（今四川宜宾），这已经是东汉年间追记西汉中后期的犍为郡辖区，是汉代一个比较常规的郡，即便如此，这时的犍为郡范围貌似也和今天乐山地区没有什么关系。汉代南安县位于今乐山市地区，但汉代的县域是否就涵盖今天的乐山市地区很难确定，但可以作为产生关联的节点。

此外围绕这一片地区包括混杂有邛、筰、冉駹、斯榆、滇国等部族群落，一般也与大夜郎地区的部族合称“西南夷”，因为虽然他们实际部分有城邦住地，但也有流动混居的情况存在。也就在大夜郎地区基本安定后，元光五年（前130）汉武帝派出身蜀地的司马相如第二次前往巴蜀，招抚川西边界部族，设越嶲、沈黎、汶（文）山、武都等郡。再到元封二年（前109）秋，南部滇国降汉，另设益州郡。

可见，汉武帝成功招抚夜郎地区改设犍为郡，是整个西南方面自秦灭巴蜀之后，又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犍为郡的意义，被各时期的前贤专家高度评价，像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在名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唐蒙浮舟牂牁之策，诚为凿空”，认为其价值可以和张骞“凿空”通西域的壮举相提并论。

二、犍为郡在汉代以后的变化

     前面已经说明，犍为郡在汉武帝设立阶段，本来就有过一次调整，就是随着朝南部地区扩大新设牂牁郡，这就是对大夜郎地区和南部南夷部落的归附增设郡县。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表述为：“（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分犍为置牂牁郡。元封二年（前109），分牂牁置益州郡。”只不过该书单方面认为是把犍为郡辖区进行重新划分，有一点误导后人。应该说是大部分是新归顺汉朝的西南民族地区，但是也调整了之前已经设立的犍为郡辖区，部分纳入牂牁郡。紧跟着古滇国归顺，如法炮制，牂牁郡的部分地区（也有少许越嶲郡地区）纳入新设立的益州郡，这就是汉代整个西南地区四郡形成情况。

      到王莽在西汉末年建立新朝，都知道他喜欢乱改名称，对边疆部族不大尊重。新朝把犍为郡改名西顺郡，迁治所于武阳（今四川彭山的江口附近）。虽然王莽喜欢折腾，但对犍为郡来说，这又是一次重要的转折，此后犍为郡的中心地区正式从贵州遵义一带转移到四川成都以南地区。

然后历朝历代就不断将犍为地区缩小辖区范围，比如汉安帝永初元年（107）正月，分犍为南部的朱提和汉阳两县为“犍为属国”，形成与犍为郡并列。再增设都尉，由汉阳改治朱提。再如东汉末期的建安十八年（213），益州牧刘璋从犍为郡里分“犍为枝江都尉”另为“江阳郡”（治今泸州市）。

从三国到南朝这一阶段，时间跨度有400多年，犍为郡辖区的县数不断减少。当然主要可以说是因为时局动荡，犍为郡周边本来就是部族杂居，很容易随着局势发展不受官府控制。到东晋时，真正的犍为郡已经只有武阳、南安、僰道、资中、冶官等六七个县。进入南朝阶段的郡治又改在僰道（今属于宜宾市）。

正因为南朝时期的特殊情况，便造成犍为郡会逐渐消失，进一步演变为犍为县的历史背景。一来是南北朝的对立，双方还不断交战，版图本来就不算稳定。二来自身太多动荡，西南地区也不算稳定。比如东晋前期的巴蜀境内是十六国的成汉，就是由氐羌部族和大批北方流民进入巴蜀建立的。到东晋中期的桓温才从荆州逆流而上吞并成汉完成东晋的一大功业。

到刘宋初期，首先在云南境内的宁州侨置犍为郡，之后景平元年（423）十二月，侨置的犍为郡等三郡合并为宋昌郡，就将犍为侨郡改为犍为县，所以，历史上第一个“犍为县”实际最先出现在云南地区。南齐武帝永明二年（484）一度恢复南犍为郡，但没多久又废弃。

从晋末宋初开始，出现这种不断乔迁，不断设立，不断废弃的情况，原本就离不开背后局势变化，而西南边疆大多荒废，郡县机构始终无法长久运作。到梁武帝大同十年（544）讨定夷獠，将荒废的犍为郡改置戎州，这是犍为郡第一次完全消失。

      随着郡治辖区的不断变迁，让犍为又和今天乐山地区产生关联的是隋唐时期。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起，再次恢复犍为名称，以县制安设在四川南部一小块地区，并且基本沿用至今。

这一乐山地区的犍为县地方，就是梁朝设立的戎州（今四川省宜宾市境内）范围，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划归嘉州（治今四川省乐山市）。县境内本来不属于早年汉代以来的犍为郡，该地只设过戎州沉犀郡的郡治，来自于南北朝阶段。

      犍为郡与嘉州、戎州的关系是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四月，一度改戎州为犍为郡，今乐山地的嘉州改眉山郡。不过时间很短，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又改回戎州和嘉州。

      此后的犍为，实际上就是嘉州辖区内的一个县城，成了后来四川乐山地区的犍为县了。

三、蜀地犍为县的由来

历史上的犍为县，虽然从新莽时期迁移到四川彭山武阳，就一直算犍为郡所属，但这一县域的发展毕竟另有渊源。

最早犍为县为了和犍为郡有关联，在北周吞并蜀地以后就将这一地方命名武阳县，自然就与新莽时的犍为郡武阳县有了传承。然后就是隋文帝开皇年间改名犍为县。此后，这一县城的名字也再没有改变过，但是县境位置也有过变化。

因为，古代县城管辖区域时大时小，随时可能增加或减少新县城。隋唐阶段的犍为县附近就有玉津县、大牢县、冶官县，都在今天的犍为县和五通桥区范围内。其中大牢县就在隋唐300多年里两次撤销，两次设立。而玉津县起初作为五通桥一带单独的县，后来也改名迁移新址变为犍为县的县治，最后成了犍为县城的主城区。

唐朝以后，从五代后蜀到宋代，犍为县经过一番迁移。史料《嘉定府治》说，后蜀后主孟昶投降宋军，将他转送到开封府时，当地百姓顺江送别为轰动一时的大事。孟昶舍不得四川，行船走得很慢，在犍为拖拉了一个来月，流连蜀中山水，抚慰蜀地百姓，据说还让花蕊夫人作《恋恋词》抒发对家乡父老的情谊。当时犍为县城就在清溪，属于岷江岸边，至少后蜀明德三年（936）就是犍为县治所在，据说是从东岸宝乘寺一带迁到西岸的清溪。

清溪作为犍为主县城从后蜀到明朝洪武年间，一共有400年左右。然后明代开始，又从清溪迁移到今天的玉津镇。

犍为，从历史上的郡蜕变成为今天的县，从以上背景演变，当然可以看出是发生过沧海桑田的变化。但是，貌似也不仅仅是郡和县的等级差别。

《史记》中的西南夷传书页

四、一点分析：犍为郡为什么会变成犍为县？

作为郡一级来说，早期汉代犍为郡是较大的一个郡。梳理史书从沿革演变角度，回顾早期犍为郡，从大范围来说一般是将犍为郡和大夜郎地区互相混合的，确实掺杂川渝滇黔至少今天四个省市地盘，远比一般郡大。但这个时期并不长久，很快不断细分，至少以犍为郡为基础，另外调整出了牂牁郡、益州郡、越嶲郡，但并不是全都从大夜郎地区分出，如前所述，是同时和新拓展的古滇国、南夷部落地区互相整合。

根据牂牁、益州、越嶲三郡来说，都属于偏南部地区，那么北面如何呢？据明清以来地方志回顾介绍，汉代犍为郡的北部地界居然可以延伸到成都东北面的金堂县。如嘉庆时《金堂县志》卷一《建置沿革》提及金堂县，“汉为广汉郡新都县东地、犍为郡牛鞞县西地。”推断应该是最初犍为郡接收来自西南古国诸邦归服汉朝以后，所谓当时西南夷部族的全部疆界。

当时北自今成都市金堂县以南，西达四川丹棱县这应该都比较符合实际，不过认为南面和东南面到云南东南部，甚至涵盖广西的边界，就存在把犍为郡，误解为全部西南夷地区，因为这样一个区域明显比《汉书·地理志》记录的调整后正式一郡十二县疆界大得多。

那么，为何犍为郡会在汉代以后渐渐变成唐宋以后的区区一县？为什么不再做相应的州府一级制度保留呢？显然与西南地区局势演变有密切关联。

前面梳理犍为郡在魏晋南北朝的变化已经多少提及，这一长达四百年的动荡，汉代的郡制本来在这一时期就逐渐瓦解。一是出于战事频繁，二是实际郡县人口自然也在不断减少，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低谷。

犍为郡原本就属于古代部落聚集地区，与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局势更加息息相关，南方东晋和南朝想要有效管理，就不断切割辖区。随着战事的变化，南朝为了更好把握，还不断迁移郡治，所以犍为郡在东晋南朝几番变动，自然与复杂的局势，或者官府对当地的控制伸缩有关。

这个地域在后来的朝代发展中，作为部族生活的地区其实不断缩小范围，尤其伴随唐朝一度强大的官府威望，首先为强化地方管理就需要细分州县。众所周知，唐代的巴蜀人口增长非常迅速，成为数一数二的繁荣地区。

其次，不可忽视唐代中后期吐蕃、南诏对四川边地的多番滋扰。所以，鉴于非常客观的历史现实，官府不可能再如秦汉时期，放任犍为地区拥有较大、较粗疏的行政区划。比如唐朝出现的道和设立节度使，起初一个剑南道是管辖四川大部，一个节度使基本可以，没多久就分出东川和西川。宋代在东川西川基础上又分四路，所以才有四川这一后来的名称。

换句话说，随着历史到唐宋这一南方成为与北方并列，甚至经济文化领域逐渐超过北方的大变局阶段。细分辖区便于管理成为主流，州府县是直辖领地的大趋势。汉代正式的犍为郡十二县地区其实部族百姓已经大大减少，即便有一些部族州县，宋代以后实际也存在土官治理州县，元明以后与流官州县互相混合，在大夜郎地区的贵州境内很典型。所以，最终犍为这一古称仅仅在唐宋的嘉州地方保留了一个县名作为一种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