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记忆已经很久远！我们那个大山里，有着外面不一样的世界！我们没有童年，或者没有童年的玩耍嘻闹。所有的记忆都跟田间地头、山里河间的劳作有关。
那时，很小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家里的劳动力。挑不动水，就两个人到河里抬水回家，抬水的过程就是杠祸的过程，总会为绳子放在扁担的哪个位置争执，还有时水洒出来弄湿了衣服。我也不知道，那时大人们怎么忍受这聒噪而低效的劳动的。
那时，每个季节都有劳动的项目。扯秧，锄草，铲草皮，打花果，捡橡碗，摘野木耳，砍黄荆条，寻山葡萄……山间万物，都是财富，只要舍得出力，都能把辛苦的汗水换成微薄的家庭收入。
下雨天，上山摘野木耳，我和老妈迷过路，在山上打转几个小时，不知道从哪里下山。天快黑了，衣服都脱下来装了木耳，浑身哆嗦着，连滚带爬跌跌撞撞摸进家门。回家后，顾不得换衣服，顾不得取暖一下，要迅速把木耳都池在火灰里，不然就会稀烂而化成水，就废掉了。
打花果，三妹的食指被砍得看得见骨头，只用野草缠一下，继续爬高上低，坚持到天黑时，打的花果装满所有的袋子才回家。蚊虫叮咬，满身都是包，这已经不值得说了，不算什么事。
铲草皮，也是一项枯燥而经常的劳动。在自己田埂上，在自家房屋旁边，会一直拖延到月高雾起。我总觉得我们那时干活其实很偷懒，效率很低，也许大人们觉得我们能够干一点是一点，要求并不高，所以才对我们的磨洋工视而不见。
寻山葡萄时，我总是走一截往老妈的挑子里加一些，老妈瘦弱的肩膀，挑着家里的千钧之担。还有卧病在床的老爷爷，还有七八十岁的小脚老奶奶。不过奶奶还能帮家里做做饭，老爷爷在我记忆里都是卧床不起的。爷爷患有肺结核，防止传染，他单独住着一间小屋。爷爷总是半夜三更喊着要喝鸡蛋花，这是我非常不解而又深刻的记忆。
打米，也许是那时极为艰难的事情。一个大队就一台打米机，而且打米机的主人是白天干活，晚上开机打米。打米要排队，打米那天，老妈基本上都是一夜不睡的。老妈去打米迟迟不得回来，奶奶会吩咐我们去接一下老妈。我们姊妹几个，抹黑着山路，走一截没有见到妈妈就回撤一截准备回家，再往前走一截撤一截，犹犹豫豫，进进退退，黢黑的暗夜，阴森可怕。
我们一次也没接到过老妈，她总是到下半夜才能回家，回家打开风车把米车干净，装进米缸，基本上已经天亮，该做早饭和第二天的农活了。
1981年分田到户时，我才4岁，家里六亩多田，我跟老妈牵秧架子，俨然是一个硬劳动力。我手指肿着，腰像是要断了似的疼，可老妈和奶奶都说，小娃子没得腰……
我最最讨厌的农活是散粪，拿起粪叉我就头晕，作呕，整个肚子里翻江倒海的不舒服，要命一样的难受，往往这时候老妈就会骂我一通，“死女子，看你以后自己种两亩田咋搞？”这种感觉和这句话，几乎是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总感觉快乐而幸福，从来没觉得累过，现在依然如此！
到了冬天，河面会结很厚很厚的冰，凿开冰块，凿开一方河水，在刺骨的冷水里洗菜洗衣服，那是每天的必修课。现在回想那种刺入骨髓的寒冷，依然感到手指发木。
我们家姊妹四个，一般有两个跟着老爸在他所在的学校上学。每到周末，就会从学校回到大山里的家中。每次都会从家里带些米、油、菜之类的，从那个大山里的家到老爸的学校，有一二十里山路，常有的记忆里就是背着这些东西很艰难的翻山越岭。老爸为什么不能肩挑背扛、减轻我们的负担呢？按说应该，但他没有。他不是在喝酒，就是已经喝醉了；不是在发脾气，就是发脾气还不解气。大概是这样。
等我参加工作以后，才慢慢有些理解老爸，下了讲台回家耕田，收罢稻谷又赶往学校，手上的粉笔灰和着地头的乱泥巴，辛苦的两头奔忙，实在不容易。如果不是为了多生几个孩子，不是为了照顾爷爷奶奶，老妈也不会从教书回到农村，老爸也不会成为憋屈的半边户。
我的小学一二年级，是跟着爸爸在王台小学上的，虽然不需要每天走路去上学，但每个星期回家一趟要翻几座山，走几十里山路。有一次下雨，爸爸让我一个人留在学校，他独自回家，我哭得撕心裂肺、拼命挣扎着要回家的场景，到现在都记忆深刻。我大抵是想家了，想妈妈了？现在回忆时，仍然理不清楚，很模糊。
两年后就是二弟跟着爸爸上学，我转回了大队的小学。三妹到初中才去爸爸的学校，小弟是一直跟着爸爸上学的。那时爸爸已经调到朱集学校。
三妹总觉得不公平，她一开始就在大队的小学上学，每天要走好几里路来回，每天放学回家还要帮忙家里做活。她的辛苦多一些，经历辛苦的时间也长些。也的确，因为她排行老三，性格又倔又烈，受的优待最少。特别是初中毕业后，家里决定不再让她上学，她跟老妈针锋相对度过了一段极不愉快的时光，老妈意外去世也让她承受了一段极为艰难的岁月。后来唯一一个转商品粮的机会给了她，曲折周旋招工到了随州的缫丝厂，也没能抹平她心中受伤的记忆，到现在她有机会就会诉说一番，言语之间都是辛酸和委屈。
四弟是老幺，除了一直跟着爸爸上学之外，还有一项农活优待。那就是无论家里多忙，他的任务都是放牛。他总会起得最早，趁着早上凉快，把家里的几头牛赶到山上，牛吃饱了，他就独自去到几里路远的孤山里钓鱼，这是他的最爱，也是家里唯一可以改善伙食的希望。但后来不管什么时候回忆起来，我总感到一种隐约的担忧，小弟那么小，他钓鱼的堰塘都在山里面，看不到一个人，安全其实一点保障都没有！可那时，怎么会有安全这个概念呢？
那时，山林茂密，山里有很多粗壮的树木。我出嫁时，妈妈请了十几个亲戚帮忙，从山里锯了两棵合抱不过来的松树，做了成套的衣柜，用一辆车拉到婆家，一路上惹起很多人羡慕，感叹陪嫁真是好！陪嫁，永远是一个女人的底气！我们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种木耳，种香菇，那时，段木好多都是一尺开外粗的大树锯成的。现在想来，那是极为得不偿失的自然掠夺。前些年，过度砍伐几乎毁了山林，放眼过去，一片萧条。尽管封山育林这么多年，山上已经很难找到成材的大树了，都是些细密的灌木和杂树，松树不多见了。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那里的农民都淳朴勤劳，但底层人们之间的恶意和嫉妒都是刻在骨子里的。邻居无处不在的隔膜，和着村民那句“他们家娃子都想当官”，都一同被刻在了记忆里！
记忆总是可以随时穿越时空，伤痛永远沉淀在岁月的长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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