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诗歌如果仅仅是阐明无执的禅理，终究会显得过于冷淡。佛教的无欲在观照外物时类似于康德的“美的无功利性”，因而能从静观中直觉到自然的近美)却不能产生崇高感。按照康德的观点，崇高是在对象的无形式中发见的，它只发生在观念里，关涉人性深处的伦理内容。而佛教所领悟的真谛只是在对外界的静观中发现的。
就佛教的中观论而言，世界的根本问题是智识问题，人生的痛苦是因为“无明”，即因缺乏智慧而有太多执念。在此意义上，佛教的主张类似于“知识即美德”，但由于大乘佛教的先验前提是“究竟空”，于是也就预先切断了对任何人性内容的追求。
换言之，王维的诗是一种知性的美，不是一种伦理的美，他的归去没有远方的参照，因而他的诗缺少内在的人性冲突，缺乏附着于自由而不是自然的情感，总是引导读者进入无我的项界，让人沉静下去。恰如顾随先生所说:“右丞高处到佛，而环在无黑白、无痛痒。”（顾随《中国古诗词感发》）对佛教来说，人生的痛苦就是因为太过执着于生活表象，而不能认识到万物皆空的本质，所以需要通过无执的智慧来远离痛苦，并将这种智慧视作自由的获得，从而形成中国诗歌的一大特点——归去。
在西方读者眼里，王维这类超脱的诗被视作中国诗歌的主要特征，这使得西方人对东方诗歌产生了一个并不完全准确的印象。用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话说，诗人对于把分配给个人生命的时间与全人类的时间联系起来的一切事物漠不关心。（米沃什《诗的见证》）王维的诗就是如此，他是中国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在他的诗中，对于存在意义的寻求总是止于空无，“归去”于是成为他对人生的一种妥协和回避。
正如王维晚年对自己的评价:“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其六)。的确，王维是一个有很高艺术感受力的画家，但绝不是一个有生命厚度的诗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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