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隐逸喜好代表了开元盛世的主流审美趣味，而这与佛教的兴盛有关。佛教自公元世纪传入中，历经南北朝的传播和翻译，至唐朝形成各种不同的宗派，给中国文人提供了一个超越的世界。解决了儒家无法回答的生死问题，王维的家庭虽是士族，却与佛教高僧关系密切。他的父亲早亡，母亲笃志奉佛，师事北禅宗神秀的大弟子普寂。王维自幼受家庭影响，其名与字就取自《维摩诘经》。所以王维的诗中，已经没有了魏晋、唐初诗人那种对于生命短暂的悲叹。
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王维以侍御史知南选，途经南阳，在临湍驿遇见南禅宗惠能的弟子神会，二人在一起谈佛说禅数日。
慧能曾以《金刚经》“无所住而生其心”印心，神会又是南禅宗的重要传人和创建者，王维便向他问起如何得解脱，神会答道:“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维听后，豁然开悟，并应神会之请，撰写了《六祖能禅师碑铭》，其中写道：“法本不生，因心起见；见无可取，法则常如。”深悟禅宗明心见性的佛理。
唐代士大夫奉佛，一般没有什么宗派之见，往往是对大乘空观的思辨感兴趣，力图在静虑的忘我状态中，回到意识之初去直观事物。王维与禅宗、华严宗、密宗、律宗的僧人都有交往，诗文常引用《维摩诘经》《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中的概念。
他在认识论上服膺龙树的中观学说，即见事物既不是有，也不是空，而是一种假有。在解脱论上则信奉破除物我二执，达到无本无灭的境界，从而在精神上解脱生者病死的人生四苦。
在王维的诗中，经常出现“性空”“心空”“无染”“无生”等佛教术语，宣扬佛教的性空缘起，而“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正是不执一端的中道观。龙树的中观学说既信奉“毕竟空”的真谛，又不否定“世俗有”的俗谛，实际上是将人世的享受与出世的超脱统一起来，十分符合中国士大夫的口味。中国化的佛教与儒道一样，都注重追求事物的同一性，王维的仕隐生活正是源于明心见性的禅宗思想，即从当下体认永恒，以消除短暂与永恒之间的巨大鸿沟。
不待说，王维的仕隐是一种自觉的选择，但也与他在安史之乱中的个人际遇有关。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打破了唐朝的盛世迷梦，也改变了许多诗人的命运。远在庐山避难的李白加入永王麾下，永王败后，李白获罪下狱，流放夜郎，在途中获得大赦。移居廊州的杜甫在奔赴灵武途中被俘，押至京城长安，翌年逃到凤翔，投奔肃宗，授为左拾遗。在京城为官的王维也身陷长安，因名气太大，被逼出任伪职，唐朝军队克复长安后，按律应处斩，但因他被俘期间曾作诗怀念朝廷，又因其弟王缙自请革职以赎兄罪，终于得到宽宥，贬授太子中允。王维的晚年境况要比流离落魄的李白、杜甫好多了，肃宗乾元年间，甚至还升任尚书右丞。
肃宗上元二年(761)，六十一岁的王维病卒于辋川别业，走完了他持戒禅诵的一生。传闻他临终时仍能安然作书告别亲友，然后停笔，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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