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书,还念过大学,且有幸留校任职。虽说绝非专业领域,虽说从不好为人师,好歹二十年过去,仍忝居高校序列,既未背弃,也未被弃。
传统视域下以书籍为载体的知识与文化,推及网络时代以图文、音视频信息为电子载体的搜索引擎、门户网站以及百科应用,无不以浩如烟海、通吃全能为目标追求。而这些深广渊博的背后,往往掩藏着专业的、庞大的知识制造流水线和文化生产团队。
因为个人的原因,工作必须调整。没想到工作将满二十年之际,还要面临第一次被动转岗。万幸还有老师和同学多方筹谋、仗义相助,在尽量把握主动的前提下,我欣然来到出版社,真正近距离地与书籍及其与之有关的事务结缘、结伴。
按照喜好划分,我自认可归入爱书的一类,每遇名家大作、新锐热销,亦或装帧精美、意韵深厚,常有爱不释手、统统带走的冲动。
同时,我又十分清醒不属勤读苦读之人,况且家中没有那么大的书房和书柜用来收藏。如此一来,每当逛书店或浏览当当等图书类App的时候,看好的都想买下来,然后内心深处总会不合时宜地冒出一种声音扣问: 买这么多你读得过来么?家里摆得下么?结果呢,几度优选,再三割舍,尽拣那些买了就马上能读,读完还值得存留的先下手。至于那些一时兴起、未必真看的书,倒不如先试读或考虑付费电子书,就算浪费点儿钱,也总比置之不理又甚感愧对要好。
当面对书和书中呈现的精深知识,映射的博大文化,自身的无知、贫乏、缺欠、粗鄙暴露无余。就像身无寸缕无意撞见峨冠华服,情急神慌,无处闪躲,直叫人悔恨懊恼着但凡平时多读点书,紧要关头也能遮遮羞,挡挡丑啊。
有些书,还未曾品读,仅见标题和作者,仅见目录与序引,就有仰之弥高的窒息,探之莫测的虚怯。比如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朱维铮的《重读近代史》,或是眼前的《1931-1945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
此外,我曾订阅并跟读了五年的《书城》杂志,从前年开始不再续订,转而关注公众号荐读的篇章。坚持不下去的原因很简单,学识精力严重不足,读通读懂一篇文章可能需要查阅很多周边资料,往往有些网上也找不到,常常囫囵吞枣、不求甚解。
三联出品的《书城》定位于“思想·文化·艺术”,是我认知之下至高水平的书评月刊。仅随选2020年几期当中的文题,举例说明一下它的臻奥奇绝吧——陈勤建:江南稻作生产与中国鸟文化;毛奕云:特德·姜的自由意志使用指南;陈尚君:狩野山雪《长恨歌图》解题;胡文辉:古人争道抢行考;文森析:港口、钻石和纺织协会的阴谋…
毫不夸张的说,虽然几年下来几乎每期每篇都踉踉跄跄地读过,而评论中提及的、多数还是闻所未闻的那些书一本也没敢去看,其范畴之广,研学之杂,源流之深让我实在没有勇气涉猎,也没有信心悟求。
不过说起与《书城》杂志的瓜葛难免要提起几年前的香港之行。得益于工作机缘,我曾带队学生赴香港城市大学访问,期间有幸聆听著名文化学者郑培凯教授的讲座并求得合照与签名。郑先生不但是《书城》的荣誉编委,而且常有独到评论重磅刊出,而我收获的珍贵签名,刚好就题写在某期杂志郑先生文章的首页。
一扯到《书城》就扯远了,足见它于我的牵绊之多。絮说了诸多感怀,也杂糅了无数寄托,一次次向知识文化的盛景与伟力凝望、致敬,自知愈加卑微,自觉更形渺小。如今,勉为其难地投身于编辑出版行业,与书籍策划编印发行无限贴近,就连随之俱增的痛楚和欢愉也越发新鲜和清晰。
与书为伍,与出版人共事,心灵应得以净化,思想应得以升华。退一万步讲,至少听起来、看上去,显得有知识、有文化。这,岂不是很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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