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派张居正的后继者,申时行是一个保守派,也是一个和事佬。他必须如此,毕竟他曾被认为是张居正的私人,而张居正触怒文官集团的下场足够令他引以为戒。申时行的时代,万历皇帝的“懒”名已慢慢呈现,朝政的纷争要全靠首辅做平衡,首辅成为了天平底座,任凭左右波动,自己得始终稳重,还要逐渐使两边趋向水平。如果政治有尽头,那这个尽头绝不是随心所欲的无限权力,而是看似平庸实则需要大智慧的平衡能力。然而,申时行的困难还不只在平衡,更在于这个王朝惯于以道德涵括一切,也以道德掩盖一切的惯有品性。任何行政的技术问题最终都会落在道德指向上,做得好,是道德高尚,做得不好,是道德卑劣,当然不会有既高尚又卑劣之人。而在这个一面推崇清、贫、苦、勤、贞的时代,一面又是当官即发财、乡谊年谊姻谊连接成网的时代,所谓的高尚与卑劣从来都不只是个人情操,而更像是为群体利益服务的一套可阴可阳的幌子,因而,往往成为意见相悖的各方彼此攻击的武器,而且是那个最无形却又最有效的武器。
平衡,中庸确实很重要。但是申时行这样的大学士,作为文官集团首领真的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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